在《共同体的边界》一书中，普莱斯纳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诸种形式进行追问。在思考范式上，他继承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著名区分，但他立足于哲学人类学视域，赋予这种理论图式以不同的价值内涵：共同体秩序作为社会激进主义，对立于现代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只有社会才给人提供自我与他者、与自身之间必要的空间和距离，正是立足于这种空间和距离，人才能不断地重新对自身进行构想和校验。

《共同体的边界》出版于1924年，时值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岁月。普莱斯纳的批判目标指向了当时的反魏玛共和国的思想运动：无论是德国右翼青年运动所追求的“血缘共同体”，还是德国左翼运动所构想的“事业共同体”，都是在通过某种激进主义颠覆现代社会关系。在当时的德国知识界，这种理论声音是孤单的。20世纪80年代，这部著作才被重新发现，引起国际理论界的广泛兴趣。

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1892—1985），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马克斯•舍勒、阿诺德•盖伦齐名。其哲学人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有机体序列与人类——哲学人类学导论》《权力与人性自然——历史世界观的人类学研究》《追问人的境况》等，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共同体的边界》《迟到的民族》等。

这一时代的偶像是共同体。正如为了平衡我们生活中的艰难与枯燥，“共同体”这一观念将所有甜蜜增加到感伤、将所有温柔增加到虚弱并将所有谦和增加到羞辱。经由这一观念的塑造，被压抑的东西将一颗过度紧绷的心灵所具有的各种幻象再度推入了一种可怕的粗鲁之下。由于机械、商业以及政治的抽象化导致人际关系极度冷漠，从而在一种火热而拥挤的共同体全体捍卫者的理想之中形成了过度的反向作用（Gegenwurf）。作为一种对立的情形，与精打细算（Rechenhaftigkeit）和野蛮的交易机制（Geschüftemacherei）相对应的乃是轻率委身的快乐，而与各民族为了维护永久和平而结成的世界联盟相对应的则是各个装甲化国家之间缺乏信任的裂隙。因此之故，距离的法则不再有效，而孤立化（Vereinsamung）则丧失其魔力。然而，摧毁形式与边界的趋势却支持对所有差异进行同化的追求。随着对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距离的这种权利作出的合乎思想意识的放弃，处在全面组织化联结之中的共同体兴起之理想中的人自身受到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