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了两场面向女性的演讲——“女性与小说”。之后她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并于1929年出版。

伍尔夫讲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困境、历史对女性的偏见、女性面对的共同命运以及女性贫困对其创作的影响等问题；提出女性要认清自身的境遇，积极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独立思考，自由生活，发挥出女性的最大优势，成就自我。

“女性身上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创造力，生来复杂且强大……她们的创造力和男性的极为不同。这种力量是几个世纪的严厉约束换来的，它不可替代，如果遭到遏制或者白白浪费，那绝对是一万个可惜。”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25-1941.3.28）

188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1897年进入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希腊文和历史

1904年迁居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号

同年12月14日，初次在《卫报》上发表一篇未署名的书评

1905年开始在戈登广场46号举办“星期四之夜”

1910年为女性投票权运动做志愿工作

1912年和伦纳德·伍尔夫结婚

1915年第一部小说《远航》出版

1917年和伦纳德·伍尔夫创立霍加斯出版社

1925年《普通读者》《达洛维夫人》出版

1927年《到灯塔去》出版，次年获法国费米娜奖

1928年10月在剑桥大学先后两次演讲

1929年《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

1931年《海浪》出版

1941年身体状况恶化，于3月28日投河自尽

你们或许要问，我们要谈的是女性与小说——这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我会试着解释一下。当我得知，你们要我谈的是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我便坐在河边开始思考，“女性与小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聊聊范妮·伯尼，发表几句简单的评论；再多说几句简·奥斯汀；可以向勃朗特姐妹致敬，再描述一下冰雪覆盖的霍沃斯故居；如果可能的话，再提一下米特福德小姐，调侃几句；再说说乔治·艾略特，表达一番敬意；最后再提几句盖斯凯尔夫人，这个话题就说完了。

但我转念一想，这个话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理解，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的含义也不同，它可以是女性与女性的形象，可以是女性与女性创作的小说，可以是女性和描写女性的小说，又或者是三种意义缺一不可，而你们希望我能结合三者一起讨论。最后一种角度似乎最有趣，但如果我选择这个角度，便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麻烦，那就是我永远也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我认为，演讲者的第一要务，是通过一个小时的演讲，向你们传达一点点纯粹的真理，让你们能把它记在笔记本里，放在壁炉上保存起来。但演讲者的这一职责，我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从一个更小的角度出发，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这么一说，大家就会发现，无论是关于女性的本质，还是关于小说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我都没有做出回答。我避免针对这两个问题下任何结论，因为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女性也好，小说也好，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补偿，我会告诉大家，我如何得出了这个关于房间和钱的结论。接下来，我会尽可能完整地跟大家畅谈我的思考过程。等我说明白我的结论，以及这个观点背后的想法、偏见和谎言，你就会发现它们既关乎女性，也关乎小说。总而言之，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谁也不要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我们如何得出了自己的观点。面对听众，我们只能期望他们能发现演讲者自身的局限、偏见与偏好，让他们能在此基础之上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小说比起现实可能包含了更多真理。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准备利用自己的自由与特权，讲一讲我来这里之前的两天里发生了什么——讲一讲你们丢给我的这个话题分量有多重，给我的负担有多大，我怎样苦思冥想，怎样在我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伤透了脑筋。当然了，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情形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牛桥大学是虚构的，芬汉姆学院也是虚构的，就连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我”也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方便的代称。我的讲述之中存在谎言，但也可能夹杂着一些真理。而你们，要自己找出这些真理，自己分辨其中哪些部分值得保留下来。如果你们找不到任何真理，那就把它们全部扔进废纸篓，忘个一干二净吧。

一两个星期以前，10月里一个天气和煦的日子，我（你可以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随便叫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因为名字并不重要）坐在河边，陷入沉思。正如我刚才所说，女性与小说，是一个会引起各种偏见和激愤的话题，我却不得不就这样一个话题发表结论，它像一副沉重的镣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的左右两旁是几丛不知名的灌木，有金色，有深红色，泛着火光，像是在火热地燃烧。河对岸有几棵柳树，枝条如发丝垂在肩头，低头哀叹，仿佛有说不完的忧伤。河水随意映出了一片天空、一段小桥和灼烧的树，一位大学生撑着桨从倒影中划过，倒影分开了，随即又合二为一，仿佛他从未经过。这样一个地方适合坐下来，忘记时间，沉浸在思考中。思考——这么说不免有些浮夸——任由它的钓线垂入河水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条线在水里飘荡，从倒影中漂过，从水草上漂过，任由河水的摆布沉沉浮浮，突然——就像是被拉了一下——一个想法上钩了：接着我谨慎地把线收回，小心翼翼地把它提出水面一看，啊，我把钓上来的想法往草坪上一放，看起来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聪明的渔夫钓到这种小鱼，会把它们放回水里，等它们长大了，才能做成一道盘中美味。好了，现在我不拿这个想法来烦扰大家，但是，只要你留心，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话里，你说不定能找到它。

这个想法虽然微小，但依然具备它同类的神秘特质——只要放回大脑，它就会变得重要，让人情绪高涨；它冲撞、下沉，一会儿闪到这边，一会儿闪到那边，激荡起一圈圈思想的躁动，让人一刻也静不下来。这时，我发现自己正飞快地穿越一片草坪。紧接着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挡住我的去路。那个奇怪的人穿着燕尾服和礼服衬衫，手里比画着什么，脸上露出惊恐和愤怒的神色，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他在示意我。帮我理清眼前状况的不是理智，而是本能：他是一名校官，而我是个女人。我走在跑马场上，而路在那边。只有研究员和学者能走这里，石子路才是我应该走的地方。这些想法发生在一瞬间。我一走回正路，校官就放下手臂，神色也恢复了惯常的平和。草坪走起来比石子路更舒服，但我不走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对于那些某某大学的研究员和学者，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可以控诉的，那就只有他们为了保护这片连续养护了三百多年的草坪，害我找不到我的小鱼了。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想法让我不知不觉擅闯了禁地。我的心绪突然一片宁静，就像空中出现一片云彩，如果这世上真有宁静的心绪，那它一定存在于一个晴好的10月早上，牛桥大学那些中庭和四方院里。我漫步在校园里，走过古老的回廊，粗鄙的现实似乎被磨平，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玻璃柜，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大脑从一切现实中解放出来（除非你又踩到了草坪），可以任意沉思些什么。我脑中冒出了一篇过去的文章，说的是放长假时重返牛桥大学的事，这让我想起查尔斯·兰姆——萨克雷曾经用兰姆的信抵着额头，称他为圣人兰姆。当然了，在所有逝者当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是最亲切的一位，面对他，你感觉问得出：“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写出那些文章的？”我觉得，他的文章比马克思·比尔博姆写得还要好，后者的文章固然完美，但兰姆的文章中穿插着狂野的想象和天才的闪光，这让他的文章不尽完美，又闪烁着诗性。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兰姆来过牛桥大学。当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我不记得了——内容是关于他在这里见到的一份弥尔顿诗歌手稿，可能是《利西达斯》的手稿。兰姆写道，一想到《利西达斯》里面每一个词都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他就觉得十分震惊。想到弥尔顿可能更改诗里的用词，他就觉得这是一种亵渎。这让我努力回想《利西达斯》中的句子，自娱自乐地猜想弥尔顿可能会改动哪个词，改动的原因又是什么。我突然意识到，兰姆看到的这份手稿离我不过几百码远，我完全可以跟随兰姆的脚步，穿过四方院，去往珍藏手稿的那个图书馆。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又想起，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手稿也珍藏在同一间图书馆。批评家们常说，《亨利·艾斯芒德》是萨克雷最好的小说。但在我的记忆中，这部小说模仿了18世纪的写作风格，有些不自然，造成一些局限性；除非萨克雷是自然而然地掌握了18世纪的写作风格，只要看看手稿，看看哪些修改是迁就风格，哪些修改是为了合乎情理，这个问题就能真相大白了。但这样一来，必须先明确什么是风格、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想到这里，我已经来到图书馆门前。我一定是打开了图书馆的门，因为门前赫然立着一位和善的银发绅士，像一位拦路的守护天使，身后飘着的黑袍取代了白色的翅膀。他的嗓音低沉，带着不以为意的口气，冲我挥了挥手，说很抱歉，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才能进入图书馆，否则就要出示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