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窗户》收录了作家巴恩斯在《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卫报》等处发表的十七篇文学评论及一则短篇小说。评论对象包括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奥威尔、吉卜林、福特、梅里美、维勒贝克、海明威、厄普代克等人。

作为英国当代文坛首屈一指的小说家，巴恩斯亦是一位优雅风趣的文学评论家。在他的笔下，作家的形象跃然纸上：奥威尔的寄宿学校经历如何影响着他的写作?吉卜林每年都在法国自驾游，对法国他有怎样的情愫？伊迪丝·华顿预支八千美元天价稿费匿名赠予亨利·詹姆斯；莉迪亚·戴维斯对《包法利夫人》不是很有热情，但她的译本却是蕞好的……

透过这一扇扇文字之窗，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最好的小说，以及关于生活的真相。

朱利安·巴恩斯 Julian Barnes：出生于1946年，英国当代作家。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是各大文学奖项的常客，曾获毛姆奖、梅第奇奖、费米娜奖、布克奖、大卫·柯恩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与伊恩·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 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代表作品包括《终结的感觉》《福楼拜的鹦鹉》《时间的噪音》等。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欺骗性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去世前几年，我和她共同出席约克大学的一场专题研讨会。我与她不甚相熟，但对她钦佩不已。她举止羞涩，局促不安，仿佛压根儿不愿接受世人赋予她的名号：当世首屈一指的英国小说家。于是，她刻意表现得像个做果酱的老祖母，看上去和蔼可亲、不谙世事。这倒不是件太难的事，因为她的确就是个老祖母，而且——她的书信集还透露了一个小秘密——她还真做果酱（和印度酸辣酱）。不过，她的这番掩饰并不令人信服，因为时不时地，她那非凡的聪慧和天生的才智就会不由自主地突出重围。中场休息时，我拿出我最喜欢的两本她写的书——《早春》和《蓝花》——请她签名。她在她那只很重的塑料手提袋里——我印象中，那是只带有花饰的紫色袋子，里面装着她的日常用品——摸索了许久，最后终于掏出一支自来水笔。接着，她踌躇、思忖了半晌，提笔在两本书的扉页上对一位较年轻的小说家写下了几句私人寄语（这似乎便是当时的情形，也正是我希望得到的）。我看也没看她的题词便把书收好了。

会议继续进行。此后，我们被送往约克火车站，从那儿一起返回伦敦。当初接到邀请时，主办方让我选择是坐二等座然后得到一份微薄的补贴呢，还是坐一等座，不领补贴。我选择了坐一等座。火车进站了。我想当然地认为：约克大学一定为这么一位文学成就非凡的八旬老人准备了一等座车票，除此之外，别无可能。可是，当我迈步朝我以为是我们的车厢走去时，却发现她向一个比较不太起眼的方向直奔而去。自然而然地，我跟了上去。我不记得我们在旅途中都聊了些什么；也许，我提及了那一奇妙的巧合，即我们俩第一部以精装本发行的小说均收录在《泰晤士报鬼怪故事集》（1975）里；也许，我问了那些司空见惯的蠢问题：您现在在写什么书？您的下一部小说会在什么时候问世？（后来，我听说她常常对采访者撒谎。）到了国王十字车站，我提议既然我们都住在伦敦东部的同一区域，我们不妨就一起打辆出租车吧。哦，不，她回应道，她想坐地铁——毕竟，伦敦市长给了她一张极棒的免费乘车证（她说得仿佛这是件私人礼物，而不是每个退休老人都能享受的福利）。我想，她一定比我更觉得这一天何其漫长，于是我又一次竭力劝说她坐出租车回家。可是，她不动声色地固执己见，最后搬出了一条无可辩驳的理由：从地铁站回家的路上，她要去买一品脱牛奶，要是她坐出租车回家，那过后还得再出来一趟。我苦苦劝说，我们完全可以在她买牛奶时，让出租车停在门口。“这我倒没想到。”她说。可是，哦，不，我还是没能说服她：她已经打定主意要坐地铁回家，再无回旋余地。于是，我站在大厅里，在她身旁等着她从那乱成一团的手提袋里翻找出免费乘车证。它肯定就在那里，确定无疑，可是，哦，不，翻了一通后发现它好像找不到了。这时，我感到——也许是表现出——几分不耐烦，于是便带着她走向售票机，买了地铁票，搀着她下了自动扶梯，来到北线。等地铁时，她转向我，满脸温和的关切。“哦，天哪，”她说，“看来，我实在是连累你坐了次低档的公交。”等我回到家，打开书阅读她深思熟虑后写下的题词时，我依然笑个不停。在《早春》的扉页上，她写了“诚挚的祝愿——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而在《蓝花》上（在写这本书的题词时，她思量得要久得多），她的题词是“诚挚的祝愿——佩内洛普”。

与她的言行举止一样，她的生活和文学事业似乎都打错了算盘，似乎它们都在回避一个事实，即，她是，或者说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诚然，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和三个叔叔是多才多艺的诺克斯兄弟，后来她还把他们一起写进了一本传记[3]。她父亲是《潘趣》杂志的编辑；母亲是最早就读于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的学生之一，她也写作。后来，佩内洛普本人也就读于萨默维尔学院，且成绩斐然：一个期末考官对她的论文惊叹不已，他问同事他能否保存她的这些论文。后来，据说他请人用精致的羊皮纸把它们装订了起来。可是，尽管她的这一出众才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她却在别人写作的黄金岁月里成为人妻，做了母亲，加入了上班族（她曾在《潘趣》杂志、英国广播公司和食品部就职，后来从事新闻业，再后来做老师）。直到五十八岁，她才出了第一本书——一本伯恩·琼斯的传记。接着，她写了一部喜剧惊悚小说《金色的孩子》，据说，这是为了博她垂死的丈夫一乐。1975年至1984年，她又推出两本传记和四部小说。这四部小说篇幅都不长，题材都贴近她的个人经历：开书店，住船屋，战时效力于英国广播公司，在戏剧学校教书。它们技巧娴熟，稀奇古怪，可读性极强，但志向并不高远。换作任何别的作家，也许你会认为，在穷尽了她一生的素材后——再加上她已近古稀之年——她定会歇手不干了。可是，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也就是从1986年至1995年，她又出版了四部使她流芳百世的小说——《无辜》、《早春》、《天使之门》和《蓝花》。这四部小说的取材和她平淡无奇的生活截然不同，它们的故事分别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佛罗伦萨、十月革命前的莫斯科、1912年的剑桥和十八世纪末的普鲁士。许多作家刚开始写作时，都会先远离自己的生活，凭空捏造故事情节，等到才思枯竭时，再回到自己较为熟悉的素材。而菲茨杰拉德则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写作远离自己的生活，解放了自己，成就了伟大。

可是，即便如此，当她得到公众赏识时，也并没有遵循明显的轨迹，随之而来的反倒是来自男性世界的大力贬斥。1977年，她的非虚构作品出版商理查德·加内特愚蠢地告诉她，她只不过是个“业余作家”。闻此，她淡淡地回应道：“我问自己，你得写多少本书，删掉多少个分号，才能除去业余作家的身份？”翌年，她的小说《书店》入围布克奖短名单，这时她问她的小说出版商科林·海克拉夫特，她再写一部小说好不好。科林戏言，要是她继续写小说，他可不希望以后她来怪罪他，再说了，他手头上已经有太多结局悲惨的中篇小说了。（不出意料，菲茨杰拉德转而找了另一位出版商，后来海克拉夫特解释说她误解了他的意思。）我记得保罗·塞洛克斯曾告诉我，身为1979年的布克奖评委，他在坐火车穿越巴塔哥尼亚时初读推荐上来的小说，那些他觉得甚至不值一论的小说便擦过车窗，被直接扔入沿途的蒲苇丛中。几个月后，保罗彬彬有礼、满面微笑地见证了布克奖颁给《离岸》的作者菲茨杰拉德。英国广播公司的特派记者也对她屈尊俯就：广播电台的弗兰克·德莱尼说，她“理应赢，因为她的书不会引起争议，适合一家子阅读”；电视台的罗伯特·罗宾森也倨傲地在《读书节目》里只给了她一点点播出时间，而且还几乎不加掩饰地认为她压根儿就不该获奖。她去世后，连她的追思会都被一个妄自尊大的男青年小说家搞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