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策制定为何重富轻贫？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只对富人的偏好做出反应，那么这个国家还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吗？在一个理想的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应该对政府政策有平等的影响，但正如本书所展示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只对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的偏好做出反应。

本书以敏锐的分析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审视了数以千计的政策改革提案，以及穷人、中产阶层和富裕的美国人对每项政策的支持程度。本书的发现是惊人的：当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偏好与富人的偏好不一致时，政策结果与处境较差的群体的愿望之间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富裕的美国人的偏好与政策结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本书还表明，这种代表性的不平等广泛分布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和时间段，并且受到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的影响。

马丁·吉伦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代表性、公众舆论和大众媒体，特别是与不平等和公共政策有关的问题。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为什么美国人讨厌福利:种族、媒体和反贫困政策的政治》（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 Race,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verty Policy）《美国的民主？: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Democracy in America?: What Has Gone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公民能力和民主决策制定

本书探讨美国公众希望政府所做的事与政府实际做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我分析大众偏好和政府政策的关系，以确定政府回应被统治者意愿的条件，以及识别政府回应的被统治者的群体。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展示了政策制定者对更富裕和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偏好回应上大量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有着现实影响，还对我们理解生活其中的社会有着规范性意义。

激进民主的核心思想是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应该被公民广泛和几乎平等地享有，即公民普遍能够（或几乎平等地）行使这个权力。因此，基于我们对大众意见的本质和美国公民中等水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认知，在开始评估大众偏好和他们与政府决策制定的关系、识别由于对民主的不同理解有这些偏好的角色，以及评估大众在民主治理过程中能够被合理期待的角色之前，这个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

自柏拉图始，对民主的批评质疑了公民指导他们的政治统治者的能力。如果公民对政治议题的偏好是变化无常或者是错误表达的，或者他们太容易被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平等的影响力在政府决策制定中导致的结果，即使不是个灾难，也不是人们乐见其成的。然而，虽然对代表性平等的呼吁可能来自规范视角，但大众的局限可能对有意义的民主的实现产生现实的妨碍。如果大众不能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形成明智的偏好，那么我在随后章节中所展示的代表性不平等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不同的规范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大众回应的不平等反映出的是大众首先在形成明智的政策偏好上的失败，而并不是政府决策制定者在回应大众上的缺陷。

在本章中我强调了公民能力的问题。在大量对大众意见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我指出民主的批评者在他们对公民有限的政治知识和能力的认识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对这些认识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上是错误的。我指出，公民只需要在他们最关心的子议题有合理程度的见识即可，并不需要充分了解和关注议程上的每个问题。此外，公民不需要变成公共政策在技术复杂性方面的专家，而只需要能够识别那些代表他们一般的价值观和观点，并能指导他们形成他们的政治偏好的专家即可。最后，当个体的偏好被加总时，个体公民的政治知识缺陷状况会缓解；集体观点会比集合它的个体观点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测和更令人信服。简而言之，大众偏好尽管是不完美的，但仍然构成民主决策制定的合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