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阿尔伯特•施韦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为音乐大师巴赫书写的一部传记。它是西方音乐研究中的必读巨著、经典，甚至，它是一座里程碑。迄今，它已被译成10余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

施韦泽的《论巴赫》为历代的巴赫研究者所青睐，深受专家们的好评。该书在美学理论与实践两端皆具有极高价值，为诸多巴赫研究中的晦涩地带带来曙光。作者论证了巴赫作品的来源、他的管风琴作品、受难曲和康塔塔，分析了巴赫乐思中的图像化倾向，引导人们重新调整对音乐美学的总体观念。此外，施韦泽对巴赫作品的正确演奏方法进行了推敲与讨论，尤其为该领域带来了新曙光。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巴赫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极大空白。

毫无疑问，施韦泽的《论巴赫》是整个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巴赫巨作。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年1月14日 – 1965年9月4日），旧译史怀哲，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医生、管风琴演奏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875年生于德、法边界阿尔萨斯省的小城凯泽尔贝格（当 时属于德意志帝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精通德、法两种语言，在9岁时，就成了演奏风琴的能手。

1898年在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1899年，任圣尼古拉斯教堂传教士之职。1901年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院长。1904年，在哲学、神学和音乐方面已经拥有巨大声望的他听到刚果缺少医生的呼吁，决定到非洲行医。历经九年的学习，他在38岁的时候获得了行医证和医学博士学位。施韦泽夫妇俩于1913年来到法属非洲，主要靠巴赫作品演奏会的收入，在加蓬创办兰巴雷内麻风病院，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为当地人民治病。

他是法国哲学家，音乐家、传教医师。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了贡献，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被称为“非洲之子”。1957年，他的传奇经历曾被拍成电影。他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解释者。他著有《音乐家诗人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对巴赫作品中装饰音的处理原则加以阐述，对后来演奏巴赫作品的贡献很大。著有《德国和法国的管风琴制造艺术与演奏家》。他与维多尔合编了5本《J.S.巴赫管风琴作品全集》，后又与E.涅-贝尔热续编了3本。他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康德的宗教哲学》、《耶稣的弥赛亚和受难的秘迹》、《在原始森林的边绿》、《文明的衰败与复兴》、《文明与伦理》等。 他于1965年逝世，终年90岁。

自中国全面卷入现代性进程以来，西学及其思想引入汉语世界的重要性，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早在晚清时代，梁启超曾写下这样的名句：“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时至百年后的当前，此话是否已然过时或依然有效，似可商榷，但其中义理仍值得三思；举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北京：三联书店）等西学汉译系列，对中国现当代学术建构和思想进步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无人能够否认。

中国的音乐实践和音乐学术，自20世纪以降，同样身处这场“西学东渐”大潮之中。国人的音乐思考、音乐概念、音乐行为、音乐活动，乃至具体的音乐文字术语和音乐言语表述，通过与外来西学这个“他者”产生碰撞或发生融合，深刻影响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文化的“自身”架构。翻译与引介，其实贯通中国近现代音乐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整个历史。不妨回顾，上世纪前半叶对基础性西方音乐知识的引进，五六十年代对前苏联（及东欧诸国）音乐思想与技术理论的大面积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现当代音乐讯息的集中输入和对音乐学各学科理论著述的相关翻译，均从正面积极推进了我国音乐理论的学科建设。

然而，应该承认，与相关姊妹学科相比，中国的音乐学在西学引入的广度和深度上，尚需加力。从已有的音乐西学引入成果看，系统性、经典性、严肃性和思想性均有不足——具体表征为，选题零散，欠缺规划，偏于实用，规格不一。诸多有重大意义的音乐学术经典至今未见中译本。而音乐西学的“中文移植”，牵涉学理眼光、西文功底、汉语表述、音乐理解、学术底蕴、文化素养等多方面的严苛要求，这不啻对相关学人、译者和出版家提出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