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许渊冲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的珍贵日记，其中包括部分英文日记。这些记录真实再现了许先生求真、求善、求美的大学生活，呈现了许渊冲作为后来的学界翘楚，在学生时期的过人之处，包括他对于学术、专业的高标准严要求，通过将其”平凡又不凡的大学生活”忠实记录下来的方式，使读者得以从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来了解西南联大，了解大师们的大学生活，并从中汲取积极求知、努力向上的正能量。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一百余部，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他在翻译理论上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集毕生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1999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11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中国第一个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我在《联大与哈佛》一文中引用《纽约时报》网站2007年6月10日的报道说：“为了听课来哈佛太傻了，想和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在一起，你就来哈佛。”我补充说：联大可以说是超过哈佛，因为它不仅拥有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头脑，还有全世界讲课最好的教授。如联大闻一多讲《诗经》，比哈佛大学吉特勒基讲《莎士比亚》更有创见；而联大卞之琳讲《莎士比亚》，也比吉特勒基更有新意。至于《诗经》，哈佛根本无人能讲，更无人能译成英文。还是联大柳无忌去美后，为美国培养了许多汉学家，包括哈佛的海涛乐（Hightower）和欧文（Owen），但比起联大人来，相差甚远。即使以《诗经》第一篇《关雎》而论，联大人译为 Cooing and Wooing（叫春和求爱），英文水平之高，不在哈佛人之下；用词巧妙，则远在英美翻译家之上。如果要把《诗经》和同时代的荷马史诗相比，则朱自清认为《诗经》用“比兴”的方法来歌颂和平生活，比起荷马用“比而不兴”的方法来歌颂战争暴力和英雄主义，也不可同日而语。而沈从文在平凡中见伟大的《边城》，比荷马在暴力中见英雄的阿基力士，可说是各有千秋。

联大为什么可以和哈佛一样，造就这么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呢？哈佛的格言是“来为求知，去为服务”。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却是：“大学贵在大师而不在大楼。”联大校歌更说明：“中兴业须人杰。”由此可见哈佛要培养的是能服务挣钱的知识分子，联大要造就的却是能振兴中华的国家精英，而培养精英则需要大师。联大的大师首先有清华四大院长：那就是提出四种境界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自然境界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民，功利境界如《孟子见梁惠王》中“言利”的惠王，道德境界如“言仁义”的孟子，天地境界如“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孔子），发挥“边际效用”经济原则到了上课分秒不差地步的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只有一次下课时没响铃，原因是铃响晚了），做X射线试验帮助康普顿教授获得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他讲课生动有趣，用不倒翁来说明力学问题），中国第一个科学博士，对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做出贡献的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他还是世界少有的文理大师，1976年当选世界桂冠诗人）。这四位院长起了带头作用，于是联大大师就风起云涌了。

中国文学系的诗人兼研究《诗经》《楚辞》的大师闻一多，散文大师朱自清，小说大师沈从文，前面已经讲到。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名师则有二十岁在美国出版英文诗集，得到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赞赏，并与英国诺贝尔奖诗人爱利尔德（T.s.Eliot）交流的叶公超，他以问为答的名士作风得到的毁誉不一。全世界第一个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大师吴宓，他最爱中国小说《红楼梦》和英国雪莱的诗，认为雪莱说的爱情如灯光，不会因为照两个人而减少光辉，可以应用于宝玉对黛玉和宝钗的爱情，他并身体力行，也得到不同的毁誉。但他认为文学高于生活，因为文学是浓缩的生活，哲学是汽化的生活，诗是液化的生活，小说是生活的固体化，戏剧是生活的爆炸化。而使文学通俗化，散文政治化的则有陈福田，他喜欢的《傲慢与偏见》说明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愤怒的葡萄》则说明了他的人民大众观点，他主编的《大一英文》宣扬了美国自由民主的观念。不过美国“自由”中国化，成了做好事的自由，美国“民主”中国化，成了智者和能者的统治。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钱钟书，他讲的课能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是年轻一代的学术大师。

文学院历史系的大师首先是陈寅恪，他提出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代表了联大一代大师的品格。当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选教育部长为院士时，陈寅恪不同意，说研究院选院士不是为蒋先生选秘书，表现了他的独立精神。他是第一个通读德文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国学者，却反对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可见他的自由思想。他研究历史，提出以诗证史的方法，他在诗中说：“玉颜自古关兴废。”说明帝王的宠幸往往关系到朝代的兴衰，因此研究杨贵妃的问题是唐代盛衰的关键。他写了一本《柳如是传》，也是从“玉颜”的侧面来分析明清之交的文化精神的。研究西方历史的皮名举教授讲到两千年前罗马大将安东尼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史实，说：假如埃及女王克柳芭的鼻子长了一寸，古罗马的历史就要改写。可见“玉颜兴废”之说，不但是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也有例证。不过与罗马大将同时的汉武帝虽然也爱“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却为了江山而牺牲了美人，他写了一首《落叶哀蝉曲》，也只是 “以诗证史”了。诗词可为历史作证，历史又可为哲学作证，哲学是历史的总结。如《三国演义》开始所说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小说家对历史的哲学观。而联大能用简单明了的文字说明错综复杂的哲学的大师是冯友兰。如冯先生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总结为“礼乐之治”，又把“礼”概括为对自然界外在秩序的模仿，而“乐”则是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这简单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而西方哲学却研究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就是人征服自然的“人定胜天”哲学。在联大研究西方哲学的有能把简单问题深入复杂化的金岳霖。由此可见联大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

总之，从文史哲三方面看来，联大都有可和哈佛相提并论的聪明头脑。而学生呢？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追旧人。以中文系而论，汪曾祺师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但又有所突破。如朱自清开《宋诗》课，汪曾褀却提岀晩唐李商隐诗和温庭筠词，是“沉湎于无限晩景”，有用山间晩霞 “作脸上胭脂”的特色，这是运用朱自清的 “比兴”说而有所超越的表现。闻一多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批评闻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向他开了高射炮，汪却说是闻先生先向他俯冲轰炸的。师生二人已经把《诗经》的“比兴”从学术上应用到生活中了。沈从文批评汪曾祺把对话写成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但却认为他的神来之笔写得比自己还好，并且破格给了他120分。由此可见在有些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了。

至于外文系呢，英国教授白英和谢文通、袁家骅、卞之琳等教授合作，20世纪40年代在英美出版了一本《白驹集》（The White Poney），按照西方译法把中国诗词译成分行散文，如杜甫《登高》中的名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英译文是：

Every where falling leaves fall rustling to,

The waves of the Long River on rushing without bound.

译文虽然可以算是忠实，但原诗音韵之美，对仗之工，叠字之力，都没有传达出来。而后来联大人在前人基础上，重新翻译如下：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读者可以听到无边无际的森林撒下一大片，一大片的落叶，这象征着昔日的光荣已成过去；但又可以看到无穷无尽的长江波涛滚滚而来，这象征着未来的前浪和后浪汹涌澎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无休无止。也象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将传之千秋万代。

历史系的何炳棣（也是哈佛教授）从七千年前的地下化石中发现物证，驳斥西方所谓中华文化源自非洲的谬论。何兆武师从陈寅恪和钱穆等大师但却指出钱先生的论点“缺乏一番必要的逻辑洗练。他发挥民主的精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其精神，而不在于其形式”。对于陈先生，他总觉得“从其中所引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来他那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来，即是说，历史研究事实上并非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何兆武指出钱先生缺乏逻辑，陈先生“史从论出”，这就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哲学系的殷福生在联大时思想右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到台湾后却急剧转变，成为反对蒋介石的自由主义战士，并且培养出了李敖这样自由主义的学生。还有向金岳霖学习数理逻辑的王浩，后来得了数学里程碑奖（相当于诺贝尔数学奖），由此可以看出联大文学院的学生是如何超越前人，超越自己，争取世界一流的。

联大理工学院的精英更是文理兼通的人才，成就之大，远远超过了文法学院的同学。如195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王希季等。杨振宁不但是理论物理学家，而且对文化很有研究。他在美国读到我写的联大回忆录，要我寄他一本，我就请他为回忆录的英文本写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我读后再一次体会到诗人的生活和科学家的是多么不同。许多年前，艾略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来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有一天，在所长奥本海默举行的宴会上，奥本海默对他说：‘在物理方面，我们设法解释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在诗歌方面，你们设法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许渊冲在这本回忆录中写道：‘科学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二，艺术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三。’不知道他的意见和奥本海默有无相通之处？”杨振宁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说明用艺术的语言解释科学有所不当。可见他不但科学水平高，艺术水平也高。1997年他来北京，我们久别重逢，谈到这个问题。但一见面他先问我翻译了晏几道的《鹧鸪天》没有？我听成严几道了，不知道是哪一首，他就背给我听：“自别后，忆相逢。”这首词在久别重逢时念，正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小时候背的诗词还没有忘记，可见他的记忆力多么强，对文学作品多么熟悉。我一听他背诗，立刻说是译了，并且翻开我的译本给他看。他读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又提出问题说，他记得是“桃花扇底风”。我就问他：你不是说过中文精练（concise），英文精确（precise）吗？你还说过英文适用于写法律，中文适用于写诗，因为诗的含义丰富，不能尽言，如果写得太精确，反而没有诗味了。那么，“扇底”和“扇影”哪个含义更丰富呢？“扇底”只有个意思，就是扇子底下；“桃花扇”也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画着桃花的扇子，全句的意思就是歌女唱得太久，连扇子都扇不动，扇子底下都没有风了。桃花扇影则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画着桃花的扇子，一个是月亮把桃花的影子投在扇子上。哪种解释好呢？这要联系上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来看。杨柳是楼名还是实物？如果认为桃花是画，那杨柳应该是楼名；如果桃花是实物，那杨柳就是楼周围的树木。哪种解释好呢？我觉得画和楼名远不如实物有诗意。因为画是景语，实物却是情语。王国维说过：诗中切景语都是情语。景语只是写景写实，情语却要传情达意，景语如果不能传情，有时甚至不能达意。如把杨柳理解为楼名，那并不能理解到楼在杨柳的中心，也不能够理解到歌舞开始的时候，月亮还正照在楼心，歌舞通宵达旦，月亮也从楼心转到杨柳梢头；更不能够理解诗人欣赏歌舞之乐，通宵不眠了。再进一步，还可以理解为月亮也爱看歌舞，低头在杨柳梢上徘徊，不忍离去，那诗人热爱歌舞之情，又深一层了。由此可见，杨柳和桃花，如果理解为楼名和扇名，那只是景语，不但没有传情，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达意；只有理解为实物，那才是情语，不但可以显出诗词之美，还可以看出诗人爱美之情。一切景语都是情语，正是中国诗词的优势，也是艺术比科学更占优势之处。我在回忆录中说的：科学研究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说科学研究的是景语，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艺术或诗词研究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艺术研究的是情语，可有言外之意，说一可以指二，举一可以反三。如说杨柳桃花，可指名称，可指实物，可指诗人爱美之情，甚至可以爱屋及乌，移情风月。连“扇影风”和“楼心月” 都可以有爱美之心，歌舞达旦之情，那就不但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等于三四五了。这和物理学有无相通之处呢？奥本海默说诗人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那指的是景语。他说科学家设法解释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那可以指中国诗词中的情语。情语不但是科学家，就是文学家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即使理解，也未必是诗人原来的情意。因为老子早就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也可以说：情可语，非景语。领会之妙，在于一心了。西方有一句名言：The heart has the reason which the mind knows not（心中之理并非头脑所知之理）。这等于说：艺术之理并非科学之理。和中国的景语情语，也有相通之处。发现相通之处也是一种成就。

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一粒沙中见世界。本书就想沙里淘金，从平凡的现实中找出不平凡的成就来。梁启超讲杜甫《石壕吏》时说：诗写得越真就越美，说明真即是美的道理。真或现实是平凡的，美却并不平凡。真加真如能等于美，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