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中，每一个物体的运作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似乎是一个被决定论统治的宇宙，任何事件的发生都能顺着一条明晰的时间和自然规律的“链条”，逆向回溯到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只需提供一幅宇宙某一时刻的“状态快照”，法国物理学家拉普拉斯构想的“拉普拉斯妖”就能回溯或者预测出宇宙在任意时刻的状态。任何事件似乎都应该是注定和必然的，没有选择的余地才对。量子不确定性的发现或许撼动了微观尺度上的这种绝对性，但在更宏观的尺度上，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在宇宙诞生的那一刻，约翰·肯尼迪似乎就注定会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然而在这样一个决定论性质的世界里，人类却可以做出种种选择，似乎拥有自由意志。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这两个看似势不两立的概念，却在这个宇宙中和平共处。一直以来，思想家们都在试图调和两者间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自由的进化》中，引用并融合进化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的理论，结合精巧的思想实验和严谨的逻辑推演，作者丹尼尔·丹尼特从进化的视角出发，指出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必然性，细致地阐释了自由和自由意志是如何在进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并将道德、伦理、责任等与自由和选择相关的概念构建在了坚实的自然主义基础上，把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调和了起来。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认知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美国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该校认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尤其是这些领域中与进化和认知科学相关的问题。丹尼特在学界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被“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称为“下一个伯特兰·罗素”“正在改变并重新定义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他还被高等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选为“50位最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之一。

丹尼特曾获得过多项重要奖项，包括但不限于欧洲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文社科奖伊拉斯谟奖、美国成就学院金盘奖、在心灵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让·尼科德奖。他还是国际人文学院、美国文理科学院、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哲学会、欧洲文理科学院、国际人工智能促进协会等学术组织的院士（会士）。

丹尼特共发表论文、出版著述超过四百篇（部），被引用超过2万次。他的作品《意识的解释》被《纽约时报》选入其年度十佳图书书单，《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决选名单。

自然自由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传统观点，说的是我们人类是负有责任的行动者（agent），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因为我们真正的本质是灵魂，一团团无形的（immaterial）不朽神物，它们栖居于我们的身体中，就像幽灵操偶师一般操纵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正是一切意义的来源，是我们所有痛苦、欢愉、荣耀和羞耻的所在。但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这种能够挑战物理定律的无形灵魂的想法早已失去了可信度。许多人认为这带来了可怕的影响：我们其实并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他们为何是错的。

了解我们原本是什么

是的，我们有灵魂。但它是由许多微型机器人［tiny robot］组成的。

——朱利奥·吉奥雷利（Giulio Giorelli）

我们不必非要拥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无形灵魂才能达成我们的期望；我们志在成为有道德的人，希望我们的行动和生活都有意义，但这根本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某种遵循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不同的物理法则的心智。我们从科学中获得的自我理解能够帮助我们将道德生活建立在一个更加坚实的新基础上，一旦了解我们的自由基于什么，我们就能更好地保护它免受真正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实际上经常会被认错。

我的一名学生曾因不想在越南战争中服役而加入了和平队（Peace Corps），他后来跟我说起了一段过往经历，说他如何努力为一个生活在巴西丛林深处的部落争取利益。我问他是否有人询问美苏冲突的情况。他回答说：“完全没有。”问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他们既没有听说过美国，也不知道苏联。事实上，他们甚至都没听说过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生活在某个国家并受该国法律约束，却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会对此感到惊讶，那是因为我们人类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不同，我们是知者（knower）。我们是唯一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个伟大的宇宙中“是什么”以及“在哪里”的物种。我们甚至开始设法弄清楚我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这些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来到这里”的最新发现至少是令人不安的。你就是由大约100万亿个细胞——有数以千计的不同类型——组合而成的。其中大部分细胞是开启你生命之旅的那对卵细胞和精子细胞的“女儿”，但其实它们的数量还往往不及那些潜入你身体中“搭便车的”细菌，这些来自数以千计不同谱系的细菌数量可达上百万亿（Hooper et al., 1998）。你的每一个宿主细胞（host cell）都是一个无意识的部件，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自主能力的微型机器人。它并不比你的细菌客人更有意识。组成你的那些细胞中，没有一个细胞知道或者在乎你是谁。

每个万亿微型机器人小组都聚集在一个极有效率的政权中，这个政权中没有独裁者，却能使自身有组织地驱逐外来者，放逐弱者，执行铁的纪律——并作为一个有意识自我的指挥部、一个思想的大本营。这些细胞群体是极端法西斯主义的，但幸运的是，你的兴趣和价值观与组成你的那些细胞的有限目标之间，几乎没有关系或完全无关。有些人温柔大方，有些人冷酷无情；有些人是色情作家，而有些人终其一生侍奉上帝。久而久之，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惊人的差异必定是由于某种额外的东西（一个灵魂）所具有的特质造成的，而这些额外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安装在了身体总部中。现在我们知道，虽然人们还是很容易相信这个观点，但我们所了解的一般生物学，特别是与我们的大脑相关的内容，完全不能为这一观点提供任何支持。我们对“人类是如何进化的”以及“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相关内容了解得越多，就越确信没有这种额外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无头脑的微型机器人组成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非物质的、非机器人的成分。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差异都是缘于他们特定的微型机器人小组在其一生的成长和经历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讲法语和讲中文之间的差异是工作部分的组织方式不同，其他所有知识和性格方面的差异也是如此。

既然我有意识，你也有意识，那么我们一定具备有意识自我，这种有意识自我是由这些不同寻常的小部件以某种方式组合而成的。这怎么可能呢？要想知道这一非凡的组成工作是如何完成的，我们需要回顾相关历史，看看完成整个工作的设计过程，也就是人类意识的演变过程。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由机器人细胞组成的灵魂实际上是如何赋予我们重要的权利和由此产生的义务的，而这些权利和义务本应由传统的无形灵魂（通过不明的魔法）赋予我们。用自然的灵魂来替换超自然的灵魂——这笔交易划算吗？我们放弃了什么，而又得到了什么？人们就此仓促得出了可怕的结论，但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不妨通过追溯自由在地球上的发展历程来证明这一点，而追溯要从生命之初最早产生自由的那一刻开始。是什么样的自由呢？随着故事的展开，各种类型的自由将会逐一登场。

45亿年前，地球形成了，那时地球上还完全没有生命体存在。就这样持续了大约5亿年，直到地球上开始出现简单的生命形式。在接下来30亿年左右的时间里，海洋中聚集了大量生命，但它们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简单细胞大量增殖，相互吞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利用，但对细胞膜以外的世界却浑然不觉。最终，一种更大、更复杂的细胞——真核细胞——进化而成，不过它们依然全然无知，依然是机器人式的，但真核细胞已经有了足够的内部机制，从而开始特化。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几亿年，进化算法（algorithm of evolution）才偶然发现了好办法，让这些细胞及其“女儿”“孙女”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由数百万、数十亿乃至（最终）数万亿细胞组成的多细胞生物体，每个细胞都在做特定的机械工作，但现在被纳入专门的服务领域，作为眼睛、耳朵、肺或肾脏的一部分。这些生物体（不是组成这些生物体的单个小组成员）已经成为远距离的知者，能够觉察到稍远处悄然出现的晚餐，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危险信号。但即便是整个生物体，其实也并不知道它们自己是什么。这些生物体的本能确保它们能跟合适的种类进行交配，并与合适的种类集结成群，但就像那些巴西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巴西人一样，没有野牛知道自己是一头野牛。[1]

只有一个物种——我们人类这个物种——进化出了一项新的技能：语言。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享知识的广阔途径，可以分享各个方面的知识。尽管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对话将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能够了解相当多的事情，比如，作为越南的渔民、保加利亚的出租车司机、80岁的修女、5岁的先天性失明男孩、国际象棋大师或妓女会是什么样子。无论世界各地的人彼此之间有多么不同，我们都可以探索人们之间的差异，并就此进行交流。无论牛群中并肩而立的野牛彼此之间多么相似，由于无法交换意见，它们都无法意识到多少彼此的相似之处，更不用说不同之处了。它们或许会有相似的经历，但确实无法以我们的方式分享经验。

即便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也是经过了数千年的交流才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份密钥的。几百年前，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哺乳动物，而不过几十年前，我们才相当详细地了解到我们以及其他生物是如何从这些简单的起源进化而来的。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的远亲——蚂蚁——在数量上超过我们；而我们更远的亲戚——细菌——则在重量上超过我们。虽然我们只占少数，但我们获取远距离知识的能力赋予了我们强大的力量，使地球上其他生命所拥有的力量相形见绌。现在，我们的星球在其数十亿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有远见的哨兵提供的保护，这些哨兵能够预见来自遥远未来的危险——一颗可能与地球发生碰撞的彗星，或全球变暖等——并制定应对方案。地球终于长出了自己的神经系统：人类。

我们可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我们可能会毁灭这颗星球，而不是拯救它，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是探险家和冒险家，我们拥有极为自由的思想，富有创造力且桀骜不驯，我们和那些组成我们的万亿奴工很不一样。大脑可以预见未来，以便能及时采取措施，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即便是最聪明的野兽，拥有的时间视野也非常有限，几乎不能想象另外的世界。相比之下，我们人类已经能够思考自己的死亡乃至身后之事，但这是一件福祸参半的事情。在过去一万年的时间里，我们投入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缓解这一新前景所引发的担忧，而这种令人不安的新前景正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

如果你消耗的卡路里比摄入的多，你很快就会一命呜呼。如果你发现了一些诀窍，能为你提供卡路里盈余，你会如何消耗它们呢？你也许会投入人力并历经几个世纪来建造庙宇、坟冢和用你最珍贵的所有物——甚至你的孩子——来献祭的柴堆。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些奇怪又可怕的能量消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增强想象力所付出的一些隐性代价。我们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知识。

那么我们要如何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呢？我们的发现所带来的阵痛还没有减轻。许多人担心，对“我们原本是什么”了解得太多——用机械论（mechanism）来替换神秘感——会使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想象变得贫乏。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真的因为了解太多而面临危险，那些处于最前沿的人难道不会表现出不适吗？看看周围那些正在寻求更多科学知识并热切研究新发现的人；他们显然并不缺乏乐观的态度、道德信念、参与生活的积极性，以及社会责任感。事实上，你如果想在当今知识分子中找到焦虑、绝望和失范状态，那么不妨留心一下最近很受关注的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群体，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喜欢声称现代科学不过就是一长串神话中的另一个，其制度和昂贵设施只是另一种宗教的仪式和装备。聪明睿智的人能够认真对待这一点，这证明尽管我们在自我认知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恐惧思想威力犹存。后现代主义者有一点说得没错，我们愿意做一些事情来消耗多余的卡路里，而科学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科学一直是产生这些多余卡路里的主要功效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有权从其创造的财富中获得任何特定份额。但仍然显而易见的是，科学的创新——不仅是其显微镜、望远镜和计算机，还有它对推理和证据的贡献——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新感觉器官，使我们能够以人类早期制度无法企及的方式来回答问题、解开谜团和预测未来。

我们对自己原本是什么了解得越多，就越能觉察出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还有更多选择。美国人一直以来都尊崇“自力更生者”（self-made man），但现在我们其实对自己原本是什么已有了充分的了解，完全可以重新塑造自己。然而，许多人却畏缩不前，他们相信传统，似乎宁愿闭着眼睛瞎折腾，也不愿环顾四周看看会发生什么。是的，这令人不安；没错，这可能很可怕。毕竟，我们现在第一次被赋予了犯新错误的能力。我们人类这个觉知物种的伟大新冒险之旅即将启程。如果我们睁开双眼，这将会更令人兴奋，也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