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意义，我们将无法生活。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日常的意义的基础从未追问过。倘若我们追问今天的成功人士、当代英雄，追问他们的成功的究竟意义，他们的回答将始终只是“成功即意义”，“成功就是我的生命价值的实现”。

我们背负小小的行囊，走在这时代的荒野上，去体验生命本身的价值。我们为了一些不起眼的，却又真切的生命意义的实现，付出我们的辛劳。尽管这些意义在这个时代的标尺上没有位置，但它们真实。我们在这些虽不起眼，却又真诚的努力中获得我们真实的愉悦。

不必害怕精神上的流浪，在这种流浪中，我们也许真的会发现绿洲。当宏大叙事已经解体的今天，叙事并没有停止，而是化为了一些小叙事。在无数的小叙事中，我们重新编织起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要用一种形象化的语言说：“背上一个小小的行囊，去做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事情。”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被学生誉为“哲学王子”

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

1982年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辑

1987年重回复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98年获博士学位

2021年从复旦哲学系退休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

复旦大学的本科生有这样一个社团，名为国学社，而且历史已经蛮长，是1991年起始，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国学社的存在，其意义不仅限于少数几位同学对中国古典学问有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在今天的中国，国学社的活动越来越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下如何选择未来。

我们借鉴、改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我们也引进了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制度，也就是现代生产关系的体系。在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两件大事情。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向西方学习其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运动。从西方找来老师，不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清末开始还引进了西方的哲学，例如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进入了中国。也就是说，在思想文化的领域里边，我们向西方也学习了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对中国的进步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进步，它的标准是西方设定的，因为我们是被迫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前提，就是必须引入市场原则，引入资本的逻辑。

我们有过一段不短的时期，就是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仍然属于资本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搞的是商品经济，即不是产品交换，是商品交换。不同的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要通过价值，亦即商品价值的交换来实现的，所以价值规律一定起作用。价值规律一旦起作用，剩余价值规律也就发挥作用。

后来改革开放起步，我们全面接受了市场的原则，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的转型。四十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努力地学习资本的逻辑，我们以为，通过进一步地让市场经济健康、正常和完善，就会带来中国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这个基本问题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由于资本逻辑的引进而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独立的个人，彼此之间按照以理性做基础的契约原则打交道。这一点，直到今天没做成。将来会不会成？

以前中国人有句话：“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但是这个“门”是家门，它还是家。家在内部有它的伦理法则，有它的道德价值。

今天这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沙”也已经分解了。今天的沙粒，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于是，信任危机发生了，导致不良社会现象层出不穷。

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国学社的活动，以及社会上许多阶层对国学的再度关注和国学复苏这样的现象。这现象有深刻的原因，也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我带来这样一个话题：中西文化差异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