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简论》与众多研究存在主义的著作相比，作者别具匠心地把存在主义定位为一种生活方式，力图全面展现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人间情怀，深入诠释存在主义思想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血肉联系。不仅梳理了存在主义的缘起、发展和式微的演变历程，还细述了存在主义思想对当代艺术、文学和政治活动的影响，重申了存在主义运动将继续在21世纪的哲学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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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R•弗林，埃默里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萨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集体责任的试验案例》（芝加哥，1986）和《萨特、福柯与历史理性》两卷本（芝加哥，1997、2005）。

莫伟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出版过五部著作和译著，发表过50余篇学术论文，曾获得五项省部级科研奖励，2004年入选首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并先后三次以学者和教授身份在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从事研究工作。

存在主义通常与巴黎左岸〔1〕咖啡馆以及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的“学派”联系在一起。二战结束巴黎刚解放那会儿，萨特和波伏娃那帮哲学家经常光顾这些咖啡馆。人们可以想象，这些离经叛道、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们，嘴里叼着香烟，一边欣赏着爵士乐，一边热烈地争论着他们新获得的政治和艺术自由的意义。他们充满热情和创新精神，经受着极大的痛苦来进行自我剖析。他们向往自由——永远都是自由。

尽管这反映了那时的媒体所塑造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形象，也确实捕捉到了时代精神，但却掩盖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哲学意义，把存在主义思想装扮成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这也许就是决意以具体而非抽象和永恒的方式从事哲学研究所要付出的代价。存在主义者主张，哲学要与当代现实密切相联，这激发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奉献精神。但这种强烈要求也把他们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使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人认为，存在主义者只是昨日新闻的头版头条。

这就是我希望在这本小书中予以纠正的对存在主义思想的误读。假如存在主义表面上带有其战后的时代印记，那么，作为一种从事哲学思考的方式，作为一种处理那些关涉到人们生活问题的方式，存在主义至少就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同时它又与它所审视的人类状况一样现实。为了一开始就确保这个要点不被忽略，我在第一章中就讨论了不是作为学说或思想体系的哲学，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第一章的标题取自于古典学者皮埃尔·阿多〔2〕对回归斯多葛派所作的研究，他把这种向斯多葛派的回归看作是“古代”哲学如何能为当今人们生活提供意义的范例。尽管阿多偏爱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但他在克尔凯郭尔、尼采这些所谓的19世纪存在主义运动的“先驱”及其20世纪继承者的著作中发现了类似的关怀。

存在主义被公认为是一种关于具体个体的哲学。这既是其荣耀，又是其耻辱。在大破坏和大众传播盛行的年代，存在主义捍卫了其主要倡导者萨特所说的“自由的有机个体”，即有血有肉的行动者的内在固有价值。这值得我们称赞。由于现代社会中存在着难以抑制的趋同力，所以，我们将要提到的“生存的个体性”就是一种成就，但不是一种永恒的成就。我们生下来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但我们必须通过承担我们行动的责任来成为生存的个体。这就实现了尼采所说的“成为你自己所是”。许多人并不承认这种责任，逃避他们生存的个体性，躲进了无个性人群的舒适安逸中。为了能以一个实例来说明如何成为个体，在第二章中，我将先回顾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生存的“阶段”或“人生道路的阶段”，最后就尼采如何看待成为生存个体这一设想作一些评论。

二战后不久，萨特发表了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公开演讲，这个演讲震惊了巴黎知识界，并充当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准宣言书。从此，存在主义就与赋予人类和人的价值以崇高地位的某种人道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人道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同的人道主义流派在当时曾被广泛接受。在第三章中，我讨论了这个有争议的演讲的诸种内涵（萨特唯一遗憾发表的就是这个演讲），还讨论了萨特的同代人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致人道主义的信》中对萨特演讲所作的“答复”。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的最高价值被公认为是自由，但存在主义倡导的首要品德却是本真性。第四章致力于探讨本真性这个话题，同时也讨论了作为其对立面的自欺或不诚的本质和各种表现形式。我把本真性与生存的个体性联系起来，并考虑建立一种基于生存责任之上的本真性伦理学的可能性。

二战一结束就有人批评存在主义，说它仅仅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丧失了集体意识，漠视探讨当时社会问题的需要。为了反驳这种广为流传的批评，我在第五章中将专门讨论一种“经受磨炼的个人主义”这一问题，像存在主义者们设法以增进而非损害个体自由和责任的方式去设想社会团结一样，这种个体自由和责任仍然是绝对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最后一章，我将利用前面讨论过的和其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来思考存在主义哲学和我们当代的持续相关性。有必要把存在主义运动的哲学意义、强有力的洞见以及对具体事物的关注与其左岸成型期时引人注目、但现已过时的一些口号标语区分开来。在多个合适的备选项中，我选取了四个现在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对这些话题，存在主义者自有一番哲学评说。

即使这只是一本简论，但这本小书的两个特征也许还是会使读者感到它有些局限性：一方面，没有提到许多被公认为是“存在主义者”的名字，而另一方面，可能全书又过多地提及萨特。关于第一个方面，尽管我本可以提及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贾科梅蒂或毕加索、埃奥内斯科或贝克特之类的人物，他们都在艺术中有力地表现了存在主义的主旨，但我关注的是把存在主义看作一场具有艺术蕴意的哲学运动，而不（只）是一场具有哲学抱负的文学运动——虽然这是一种误解，但却广为流传。我并不在此讨论值得提及的布伯或伯戴弗、奥特加·伊·加塞特或乌纳穆诺和许多其他哲学家，其原因就在于这毕竟是一本“非常”简短的小书。那些有兴趣研究本书中讨论的话题的人们将在书末找到一些有用的文献资料提示。

之所以花大量篇幅讨论萨特，是因为他和波伏娃是这个阵营中唯一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两位哲学家。就存在主义是20世纪的一场运动而言，它肯定集中反映在萨特的工作中。没有人比萨特更好地体现了哲学与文学、概念与想象、批判与忠诚、作为反思的哲学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之间的那种统一与张力，这种统一与张力体现了从事哲学思考的存在主义模式。

注释

〔1〕巴黎以塞纳河为界分为两部分，大体说来，虽然卢浮宫在塞纳河右岸，但右岸主要分布着巴黎的商业机构和行政中心，而左岸，尤其是拉丁区，则是巴黎的文化、艺术和教育中心，海明威、凡·高、毕加索、萨特等文化名流经常光顾此地。——译注，下同

〔2〕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当代哲学家、史学家、语文学家和希腊罗马思想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