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

1948年出生于日本富山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非营利性组织Women’s Action Network（WAN）理事长。日本女性主义理论及运动的领袖人物。2019年4月，上野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引导学生关注性别议题、机会不平等的社会现状等）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广泛热烈的反响。代表作有《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等。

上野千鹤子老师：

这次通信的题目“始于极限”，是我和幻冬舍两位相识已久的女编辑坐在会议室里琢磨出来的。此刻写出来一看，倒觉得合适得很，所以请允许我先简单聊聊这个题目。

关键词“极限”出自您对我最近寄赠的那本书的点评。那本书叫《想变成可爱、狡猾又刁钻的妹妹》，您表示“已经到了能用这种书名的极限”。当时我恰好接到与您连载通信的邀约，便将这个说法用作标题，暗指“立于极限的我从自己所在之处审视事物”。

极限，是意味着前方无路的分界线、不容许更进一步的底线，忍耐的极限、体力的极限、认识极限、打破极限……如此联想下来，我意识到这些年生活的世界都位于边界之内，正如标题呈现的那样，而我今后应该拥抱的世界就在极限之外。既然要思考今后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那么“边界”似乎是个不错的视角。我很庆幸自己在年龄与心境都应该与时俱进、走向成熟的时候，从您手中接过这样一个绝妙的词语。

巧合的是，在我们开始通信的当下，新冠疫情似乎进一步凸显了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刚好在我写信的这一周，日本政府宣布延长紧急事态宣言。[1]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许多人的焦虑都已经达到极限。生活方面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种种限制，肯定把许多人逼到了忍耐的极限。在处于极限的社会大环境下与您交流，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然后是我个人面临的最大“极限”……最近，我对自己长久以来钻研的主题产生了种种疑问，萌生了自我审视的念头。这也与第一轮通信的主题深度相关，所以我想先大致讲讲自己写作的动机与背景，权当向读者做个自我介绍，再谈谈我近来的一些困扰。

由我的硕士论文改编的《“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后，我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挣脱“受害者”一词织就的牢笼，在其中死命挣扎。不以受害者的姿态为“伤害”定罪，就是我要求自己拿出来的态度。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有很多“成为受害者”的机会，也着实从中受益。作为女性生活在日本社会，我在高中时就开始出入原味店[2]、援交等性商品化的世界，高考后还演过AV，后来进了一家典型的日企，一位女部长都没有的那种（不过据说我离职以后有了）。有幸得到写作的机会时，我发觉手头有大量素材，让我足以作为一名受害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我如何苦于性剥削、封建落后的企业文化、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内化的男性凝视，还被鼓励女性就业的口号牵着鼻子走，被迫穿上窄小的衣服与鞋子，任由某种价值观毒害到了骨子里。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发表观点，也许多少能抚慰那些没有机会发声的沉默者的沮丧和伤痛。

但我又觉得，自己近距离观察过的女性，以及作为当事人体验过的“自己”好像都要坚强、有趣一些，也进化得更有智慧，不至于单方面地被男人的性欲所伤，而且也应该已经获得作战的武器。我感觉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践踏者”的标签会让我们变得无趣而庸常，甚至有些碍事。一边对受害者之名竖中指，一边与不公正和暴力作斗争，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好像也是可行的。

《“AV女演员”的社会学》分析了为什么AV女演员在外界看来有着过多的“主体性”。回过头来看，当年写得实在拙劣粗糙，值得反省。我在写硕士论文时想要挑战的，就是不制造假想敌，也不写成“受害报告”，便勾勒出剥削的结构和男女的共犯关系。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只在“强迫还是自愿”的框架下探讨，这让我很不舒服，也觉得两者都不贴切。因为只要观察过第一线的情况就会发现，看似自愿的她们会很自然地表现得过于“主动”，而看似受害者的她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过于强调“强迫”。我明白，要避免成为受害者，就需要付出脚踏实地的努力，从根本上为未来消除伤害，所以曾经的受害者证词才如此宝贵。但说不定也有人会产生幼稚的叛逆心理，觉得“我们的经历不是为了给伤害作证才存在的”，或者想要摆脱受害者这个借口始终伴随左右的状态。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造成伤害的是外部因素”这种话，因为关键在于男人和女人都愚蠢透顶，这是我十分强烈的实际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