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标题:大崛起
副标题: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
《大崛起》是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凝结。本书从城市和与城市最密切相关的“土地财政”入手,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了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转型,并把转型问题拓展到全球视野中。
本书探讨了中国在增长过程中的财富分配问题,最后提出了增长理论上的创见。对于希望理解中国发展、关心中国未来的读者,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作者简介:
作者:赵燕菁
赵燕菁,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现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城市规划》杂志编委、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雄安新区规划专家评议组成员。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士。曾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赵燕菁教授不仅研究城市空间的发展规律,对我国城市空间战略与政策曾产生显著影响,而且长期关注和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本书即为其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
摘选:
什么是城市
传统的城市定义
在维基词典中,根据古德奥(Goodall,1987)的研究,城市被定义为“一个相对较大的永久定居点”[1]。但紧接着,维基词典就澄清说“还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区分城和镇”。
在《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城市被定义为:“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合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大,也更重要。”拉泽尔在《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中给出的城市定义为:“城市是占据一定地区,地处若干交通线的永久性的人类集居区。”日本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山鹿诚次给出的定义稍微复杂,但实际上也大同小异:“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人口集团密集地域,它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并与之相依存。”
社会学虽然同地理学有着巨大的学科差异,但在关于城市的认知水平上却惊人地相似。沃思等在《城市社会学》中写道:“工业、商业、信贷的集中地。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城市是当地那些共同风俗、情感、传统的集合。”传统经济学对城市的认识,其雷同性也令人感到意外。奥沙利文在《城市经济学》中认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一个地理区域内在相对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的人,那么它就是城区。换句话说,城区就是一个具有相对较高人口密度的区域。”[2]
柴尔德(Childe,1950)试图用10个一般的特征,描述历史上最初的城市,其中第一个就是“超过正常水平的人口密度和规模”[3],连维基词典都认为这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分类不适用于所有的城市。事实上,不仅是柴尔德的定义,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城市定义都是描述性的。
芒福德在《城市是什么?》(What Is a City)一文中提出:“城市是一个集合体,涵盖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神经丛、经济组织、制度进程、社会活动剧场以及艺术象征等各项功能。城市不仅培育出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不仅创造了剧院,自己就是剧院。正是在城市中,人们表演各种活动并获得关注,人、事、团体通过不断的斗争与合作,达到更高的契合点。”
芒福德“社会戏剧”(social drama)的比喻虽然很形象,却非一个规范的城市定义。这个定义无助于划分城市和乡村、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无助于解释城市的衰落和兴起,无助于理解和选择城市的空间结构。“剧场”(human theatre)的隐喻看似与其他定义有所不同,实际上都只是描述了城市活动的表象。
至于其他学者,为了与众不同,往往把城市定义得更加玄奥,几乎无法成为可靠分析的基础。法国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什梅尔就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这与其说是城市的文化角度定义,倒不如说更接近玄学。
雅各布斯(Jacobs,1969)在《城市经济》一书中针对建筑产生后才出现城市的传统观点,提出城市的出现先于建筑。为了解释这一观点,她设想了一个相邻狩猎部落(neighboring hunting groups)从交易狩猎用的黑曜石(用来制作锐利石器)开始,带来人口增加,随后又发现了谷物种植并最终定居下来的故事,来描述城市的起源。[4]尽管她的故事很吸引人,但对解释城市的出现同样没有什么帮助。同其他理论一样,雅各布斯仍然隐含地将人口数量上的聚集作为城市形成的主要判定条件。她认为只要解释了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就解释了城市的产生。但她的故事仍然没有告诉我们城和乡的界限是什么。
在实践中,由于没有规范的定义,城市仍然只能按照规模特征来界定。美国人口普查局规定:聚居2 500人以上的区域为城市(应该包括小城镇),2 500人以下者为村庄。中国规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拥有50万~100万人口的为大城市,拥有20万~50万人口的为中等城市,拥有10万~20万人口的为小城市。由于城市规模门槛定义不同,城市人口在不同的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那些基于国家间城市化水平比较的实证研究,因此成为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工作。
可以看出,在几乎所有学科里,城市的定义都主要体现在与农村地区的物理密度和产业差异上。这类基于直观感觉得出的定义,也许反映了城市的某些特征,却对理解城市的内在成长机制没有任何帮助。城市是不同于“乡村”的一种概念,并没有一种定义能准确说清楚这些“不同”是什么。正像维基词典所承认的那样:“尽管城镇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但关于古代的定居点是否被认定为城市仍然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足够的证据宣称在那些条件下,世界历史上诞生了第一批城市。”以规模为基准的定义,使我们很难在“大的村庄”和“小的城市”之间得出明确的界限。
之所以无法界定城市生成的条件,乃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城市定义。
于是,在杜能、克里斯泰勒、韦伯、阿隆索和其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的经典模型中,城市干脆直接被假定为一种现状,交通成本成为空间分析的单一因素。这样,地理学家们就可以绕过城市的产生,直接研究城市的结构。这些研究尽管在逻辑结构和几何形式上很美,但对城市现实的解释却非常原始甚至简陋。由于无法解释城市演变的真实原因,这些抽象的理论,逐渐变得越来越脱离真实的世界,使得现代空间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学术试管里的数学游戏。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模型,代表了当代城市经济模型的最高成就。但当他谈到《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2005)一书中最基本的假设CES函数时,连他也认为:“我们意识到这会让我们的分析有些不切实际,有时‘不变替代弹性函数的游戏’(Games You Can Play with CES Functions)似乎更像本书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