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根据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群特征、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进行了归类梳理，将中国社会分为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买办”者阶层、当代中产者阶层、当代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民、农民、中国农民工、中国当代“黑社会”、中国“灰社会”等阶层。　　作者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寻找一份心灵上的寄托与精神上的充实，探寻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平民视角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态现象及潜在的问题，用从容的心态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力图为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寻找他山之石。作者以独特的经历和生活感受，从现实与精神两方面对社会各类问题进行了凝练，启迪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现状应该抱有怎样的生存态度。虽然该书于20年前出版，但是它的深刻内涵和独特价值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被稀释，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和警示意义。而且，此次出版对原作进行了修改和增订，拉近了时代，丰富了内涵，使这部力作更有现实感和可读性。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关于再版的补白

一

老友电视剧导演李文岐，一直希望我能为他完成剧本《马永顺传》——我并非要趁此书再版之际为自己做一次广告，以我目前的身体情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写到此事，乃因联想到了另一件事——据我所知，有某国之中国问题专家撰文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关系“呈现撕裂状态，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大重要社会阶层，每有明显的互相嫌恶甚至敌视现象，而且每一方都同时反感另外两方……”

我不能不承认，这位某国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中国之社会关系状态是具有一定敏锐性的，绝非主观臆想。

但，他的结论，主要依据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一涉及对于“文革”的看法，某些工人和某些知识分子，往往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并且确实的，也往往会表现得相互敌视。不论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此种现象近年频发。

2000年前后由农村中青年而变为新时代工人的人——他们是今日之中国工人的很大一部分，又据我所知，基本上并不跻身于那种“敌视”关系；他们很超脱。

 

 

二

某些人只不过是某些人，一部分终究是一部分——据此得出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两大关系已处于“撕裂”状态，所依据的又仅仅是对特定之历史时期与历史人物的分歧或对立观点——即使往往呈现得相当敌视，就社会学的结论而言，肯定是引证不充分的。

回到马永顺的话题，参与讨论将这一曾是历届全国劳模、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人物的事迹怎样编创为电视剧的，不仅有我和导演李文岐以及几位演员朋友，还有文化知识分子。

几位演员并非无戏可拍闲得慌了，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事，都很忙；而几位文化知识分子，他们是界外人士，都不巴望将来挂什么“策划”之名——都是因为在某一次朋友间的聚会时有人谈起了，产生了敬意，于是下一次讨论一约，受敬意的驱使，特别情愿地参与了。

故可以说——每一位参与讨论的人，其意识里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是敬意使然。

我是在春节期间，每晚睡前，断断续续地看完了《马永顺传》的；印刷极普通的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距今十八个年头了，21万字。

一位林业工人中的劳模的传，竟使我翻来覆去地看，联想了很多，很多……

 

 

三

20世纪，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既古老又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城镇人口仅有六七千万而已。

“文革”时期中国已有七亿五千万人口，城镇人口30%左右。那—时期的中国城镇，几乎皆破破烂烂，与大乡村的区别有限。

至2000年，中国已有人口十二亿九千余万，农村人口八亿，约占64%。

以上意味着，当卓别林的默片电影《摩登时代》中出现工厂里的流水线时，中国真正与机械车床“打交道”的工人群体还很少。

进而言之，1949年前后，在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两类知识分子中，出身于工人家庭者凤毛麟角。他们大抵出身于官宦、士绅、商贾市民与农家；出身于清贫农家者，亦远多于工人子弟。不仅知识分子群体如此，革命干部及领袖群体也如此。

而这又意味着，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两大群体，缺少先天的、血缘上的联系。比之于科技知识分子，他们接触工人阶级的机会少之又少。

于是情形是这样的——当1949年前后的老、中、青三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谈及父兄以及家族亲情时，即使出身“红色”家庭的人，往往也多是谈的市民或农民。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再教育”，惯性上是将他们支配到农村去。

这使中国的近代文艺（主要指小说、戏剧和电影）中，工业题材的一向不多。我是文学青年时，仅读过《上海的早晨》和《铁水奔流》两部——大约是1949年以后仅有的两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电影和戏剧中能给当时的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工人形象几乎没有。电影《风暴》例外——那是讴歌1949年以前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牺牲的工运领袖林详谦的作品。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文艺家成心疏远工人阶级造成的，而是由于工人阶级被戴上了“领导阶级”的桂冠，使文艺家们除了歌颂以外，委实不知该如何表现他们。

但这并没造成文艺根本忽略工人阶级之存在的情况——实际情况乃是，在诗歌、歌曲、曲艺、绘画（特别是宣传画）方面，至“文革”开始，歌颂工人阶级的作品是海量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工人阶级是“神圣的阶级”，这一不可动摇的地位被夯得很实。怎么会不那样呢？——一切发生在城市里的，标志着国家越来越向好的变化，全赖工人阶级的双手所创造。那些变化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知识分子的主体生活在城市，他们看在眼中，对工人阶级的崇敬大抵是发自内心的。

情况又往往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文化型的还是科技型的，在农村面对农民时，良好的前提下，感觉是亲；反之，感觉是悲；而在工厂里面对工人时，良好的前提下，感觉是敬；反之，感觉是卑。一名知识分子如果被扣上某种罪名，并且自己也渐渐地认为自己有罪了，那么他在神圣的工人阶级面前的罪过感会远甚于在贫下中农面前的罪过感。而在“文革”十年中，工人阶级由于主要承担起对“走资派”“臭老九”以及其他“黑五类”的监督、改造的“特权”，社会地位变得空前优越。其优越与物质无关，完全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

那么，“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否由于一度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便留下了不可弥合的裂痕呢？以我对两方面的了解来看，并不是那样。我是工人之子，我的同学和知青战友的父辈多是工人，这使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色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认为中国工人之大多数，对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知识分子人士之间发生的不由自主的“不快”，是深以为憾的。而在知识分子一边，大抵也并不耿耿于怀。相比于中国工人阶级对于中国之繁荣富强所做出的种种贡献——那贡献堪称卓越与伟大——当年所受的一点儿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以为憾的工人是有的，缅怀往昔威严的工人也是有的——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耿耿于怀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是有的，胸怀大小自古不同。但两类人肯定都不占多数。

事实乃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革”之危害性的认识，反思，很大程度上曾是相当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