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08年的阴历十一月初一出生在浙江绍兴陶堰镇的陶家堰。祖上是个台门府人家，叫成兴台门。后来家道中落，但这个大门倒一直存在。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他们有三进九间的房子，都读了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会打算盘，有安身立命的本事。我父亲就是个小店员。

我是个独生子，当然就备受宠爱。我母亲总怕我生病，平(1)常，譬如说吃饭不像平日的吃得香或少吃了半碗，甚至只吃得慢了一些，就以为有病了。实际上我不记得有多少次病卧在床上过，甚至也不记得有过肚皮痛，只知道有一次患喉症去车家弄看医生开刀，那也只是知道，因为是事后由大人讲起的，据说病很凶险，坐小船出发时原以为一定不能生还了的。那次所谓喉症可能是白喉，医生怎样开的刀，我一点没有印象。在六十多年前，乡下当然没有医院，也没有什么白喉预防针。即在今日，我们乡下小孩有没有获得白喉预防针注射的幸福，我也不清楚。

在我的儿童时代，我们乡下只有一位医生，大概相当有名，因为逢市日他去市上药店里应门诊的那天，据说四乡坐了小船来求诊者不少。但这位医生是位妇科医生。所以我尽管多毛多病，却不记得吃过多次苦药，只记得母亲的手常常来按我的额角头，这是代替体温计的量体温的方法。有时候她按过我的额角头再按一按她自己的，而确不定我发热没有时，就请恰在一旁的人来用手按我，或者她拉过在旁看着玩的人家孩子的额角作比较。在这种时候，我往往推开来按我额际的手，一溜烟往外跑了。这虽然使她不高兴，但因为我是飞快地往外跑的，显得没有什么病，大概同时给了她最大的安慰，这从她的“小人……慢慢走，跌跤”的安详的语声中可以知道。但若我只推开她的手而不跑开，她脸上的忧心忡忡的暗云就上来了，接下去就说：“那么你去睡睡，我去给你铡枝甘蔗来。”虽然她在去铡甘蔗时一定另外去为我的不知什么病求神拜佛许愿心了。

在无医无药的我们乡下，人们生病时的办法，不外乎求神佛保佑，如病比较严重，怕神佛不肯随便救护，则许下愿心，就是说等病好了，前来酬谢。谢礼则总是香烛之类，如果菩萨是吃荤的，那么另外用肉鱼鸡鹅之类请他。我们乡下只有一庙一庵。庙相距较远，通称百家庙，官名严司徒庙(2)，大概历史悠久而且名闻遐迩，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有所忆及。因为距离远，要抽渡船(3)过河再走里把路，庙又大而空，一两个人进去有些可怕似的，所以平常我们是不去的，除了看戏文和丧事节目中的“行道”。就在“图里”(4)相隔不远的是一个庵，仿佛名叫“新龙”。不过这庵与通常书中所描述的庵不同，它没有日常紧闭着的大门，里边也没有别成一格的尼姑。我记得它是根本没有什么门的，里边有一个女人，做些点燃香烛收拾蜡烛头的事，年纪已有四五十岁，同一般妇女没有什么分别。这庵里的菩萨是谁呢？大概不是名流，我一个也不记得，只记得那里有一排一排的“签经”，到庵里去的人大都求一张签。这事情我也偷偷地甚而堂皇地做过，仪式是你跪在神桌前的垫子上，双手捧着“签筒”，一面默默祝祷，向菩萨禀告你要求的或你要知道吉凶的事情，一面摇动签筒，摇到终于摇出一支签来，签上有号码，向挂着签经的排里找到号码相同的一张，看经文怎么说法。签分下下、上上、中下、中上等等，一般是四句五言或七言似诗非诗的句子，好像有序或提要似的，诗前先有几句如“出行吉”之类。我母亲是非常相信求签的，因为据说我生下来之后她曾托人求过签经，一支签里有一句“逢春花发秀”，另一支有一句“一举成名天下闻”。但无论庵庙，我不记得有专管医药的菩萨。人们之去求拜他们，不过是求他们保佑罢了，因为我们乡下人以为人的生病是惹了鬼着了邪，驱鬼祛邪，最有力的无过于神佛。除了神佛之外，我们乡下人的其他治病疗疾的方法，是烧纸锭、经佛和“送野头”之类，总之是迷信。吃药当然也有的，如伤风咳嗽时吃“胖大海”，这药倒很好吃，就是儿童也不怕吃的。此外当然还有“香灰”，但这是应与求神拜佛同入一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