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是从写幽默作品起步的。他称之为“随笔”、“小品”或者“故事”，但其中有人物、有故事，具有短篇小说的基本要素。他这种体裁轻松自如，灵活多变，是同美国西部的幽默传统密切相关的。

早在马克·吐温诞生之前，这种幽默滑稽文学已经从口头流传发展到书面印刷。作者大多数是来自东部的文化人：记者、教师或者官员。他们喜爱这些粗犷、夸张、滑稽的故事，并且根据各自的趣味，把它们整理改编之后发表在报纸上。马克·吐温先在内华达当记者，后在旧金山等地采访，这段时间正是西部幽默创作的繁荣时期。马克·吐温这个笔名(意为“测标两寻”，即12英尺，水位安全，船可通过)就是他在内华达当记者时取的。他的成名作《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写于旧金山，那时他已经30岁。后来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撰写了大量的幽默短篇，以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产量最多。

从这些故事看来，马克·吐温的作品有三个特色：

第一，他在西部幽默传统的基础上，发挥极度夸张的艺术想象。例如《田纳西的新闻界》写的是新闻界的乌烟瘴气，办报的胡说八道，看报的蛮不讲理，乃至发生武斗。“主笔”与“上校”之间相互枪击，但枪枪都打在“我”这个小编辑身上，像是一场闹剧。

我们熟悉的《竞选州长》也有这类滑稽文字：

有一家报纸登出一条新的耸人听闻的案件，再一次恶意中伤，严厉地控告我因为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里面的病人统统烧死。

这是非常夸张的写法。“马克·吐温”把疯人院里“病人统统烧死”，这不是犯了命案了吗？怎么不吃官司，还跑来竞选？在这篇小说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有些“罪名”与“罪状”不相符。例如，“侵占一小片芭蕉地”怎么会构成“伪证罪”？诬蔑对方祖父“拦路抢劫被处绞刑”怎么成了“盗尸犯”？这是马克·吐温有意用错位手法制造极度夸张的喜剧效果；

第二，作品常常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人公，这个“我”像我国相声里的主人公一样，扮演各种喜剧性人物。他们大都天真、老实、无知，思想单纯，什么事都一厢情愿，结果常常事与愿违。

这类例子很多。《神秘的访问》的主人公自作聪明，炫耀财富，才中了圈套。《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的主人公，中国人艾送喜，离别“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来到“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美国，以为进了天堂，但等待他的是警察的踢和打，行李被没收，走在街上被狗咬，任人取笑，结果还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进了监狱。

马克·吐温用天真老实人做主人公是有意识的。他说，主人公的“单纯、天真、诚恳和浑然不觉要装得非常之像”，“才能收到美妙动人的效果”。《关于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中的小秘书怎么也不明白：他这么关心国家大事，反倒招人恨？艾送喜最后还在迷糊：他为什么进监狱？这里，我们看到主人公越单纯、越天真，反差的效果就越强烈。主人公总是怀着某种理想或某种单纯的想法，但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说明他这个理想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而他越不明白这一点，就越显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第三，幽默里含有讽刺。他在《自传》里总结他写幽默小说的经验，说：“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经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儿和花絮。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30年。”“30年”，是指从他开始写作至写自传时为止。他所谓“训诫人家”是说他写小说含有抑恶扬善的严肃的创作目标。

马克·吐温的讽喻成分是逐步加强的。他早期的作品滑稽成分多。像《田纳西的新闻界》、《我怎样编辑农业报》等一些笑话新闻界的作品，有时滑稽得像闹剧。但到了中期，他创作的主题严肃起来，像《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一个真实的故事》，写的是美国种族歧视这个社会问题，虽然他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受害者的遭遇让读者笑时含着泪。

在金钱对人的诱惑、腐蚀这个主题上，最能说明马克·吐温从幽默到讽刺的发展。《百万英镑》写得滑稽、有趣，欢乐之情溢出纸面，《3万元的遗产》就含有讽喻，我们看到金钱怎么扭曲人们的思想感情，以致主人公昏头昏脑，最后“沉浸在模糊的悔恨和悲伤的梦境里”，临死之前，男女主人公体会到“暴发的、不正当的巨大财富是一个陷阱”。在《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马克·吐温收起了笑脸，满怀辛辣地讽刺，把那些“诚实的、自豪的”正人君子的虚伪外衣剥下来，暴露出他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贪婪面目。这也可以称作“笑”，但那是一种冷峻的笑。

总的来说，马克·吐温的“笑”是对普通人、小人物的一种爱。即便是嘲笑揶揄，也常常是善意的，富于同情的。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教化那些有教养的阶级，我无论从天性上还是从训练上都不具备那种本领。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产生过那种野心。我总是想猎取更大的猎物——群众。”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吐温创作思想的发展，除首篇《百万英镑》外，本书各篇小说大致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时间的跨度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依据的原文版本主要是《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全集》，美国戴伯台公司出版的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