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住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在我的童年岁月里，我们一家住过许多这种地方，这既不是其中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恰恰是在我们搬进这所房子后不久，父亲向我们宣讲了他所谓的“租来的生活”的哲学。他声称不可能有别的生活方式，以为可以选择性地尝试这种生活，这是最糟糕的自欺欺人。“我们必须积极拥抱‘非所有权’的现实，”我母亲、姐姐和我一同坐在租来的房子里一张租来的沙发上听他居高临下、手势沉重的演说，“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们。一切事物都是租来的。我们的脑袋里充满租来的观念，由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不论你的想法最终落脚到哪里，那都是无数其他人的想法落脚并且留下过印记的同一个地方，正如其他人的腰背也在你们现在坐着的这张沙发上留下过印记。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每个外观，每种观点或激情，这一切全都被陌生人的身体和头脑沾染过。虱子——从其他人那儿传来的智力的虱子、身体的虱子——在任何时候都爬满我们全身和周围。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

然而，在我们住在这所房子的日子里，我父亲最热衷于逃避的恰恰是这一事实。这是一个虱子格外多的居所，位于一个糟糕的社区，而周边的社区甚至更糟糕。这个地方也略微有点神神鬼鬼的，那几乎是我父亲选择租住地的标准。事实上，我们一年会有好几次打包搬家的经历，并且前后两个居所之间总是相距甚远。每次我们刚刚搬进新租来的房子，父亲都会宣称这是他能够“真正完成某件事”的地方。过后没多久，他就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房子的地下室里，有时会连住几个星期。我们其他人被禁止闯入父亲那个地下王国，除非得到他明确的要求去参加某个项目。大多数时候我是他唯一可用的臣民，因为母亲和姐姐经常外出“旅行”，具体是怎样的旅行，她们回来也对我只字不提。父亲把她们的缺席称作“未知的休假”，以此掩饰他对她们行程的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我说这些，丝毫不是要抱怨自己受到冷落（我也完全不想念我的母亲，以及她那些污染房子空气的欧洲香烟）。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我很擅长找到某些充满激情的方向，让自己过得充实无比，完全不在意自己的激情是不是租来的。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正为出门找乐子做准备，突然听到门铃响了。对我们这家人来说，这堪称非同寻常的事件。那时，我的母亲和姐姐正外出休假，父亲已经多日没出地下室露过面，因此，应付这令人诧异的铃声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搬到这房子里以来我就没听到过门铃响，我也记不起自己在童年的随便哪个出租屋里听到过。（我一直认为，由于某些原因，父亲每次一搬进新家就会把门铃切断。）我犹犹豫豫地挪动身子，希望这不速之客最好在我走到门口之前就离去。门铃又响了。幸运并且难以置信的是，父亲从地下室里冒了出来。我刚好站在楼梯顶上的阴影处，看着他的大块头穿过客厅走向前门，一边脱掉脏兮兮的实验室外套，丢进角落。我自然以为这位访客是父亲正在等待的，也许同他在地下室的工作有关。然而，情况显然并非如此，至少在楼梯顶上偷听到的对话告诉我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