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谢的一定是莫妮卡·弗隆,若无她的支持这本书永不会动笔。是她劝说大卫·戈德温(Heinemann出版社当时的主编)考虑资助这项计划。同样要谢的是大卫·戈德温本人的不懈热情和友好鼓励,以及我的美国出版商Free Press的欧文·格莱克斯给予的同样慷慨的支持。

起初我们担心,这项计划会因为缺少维特根斯坦的遗稿继承人的合作而搁浅。我很高兴地告诉诸位情况恰恰相反。维特根斯坦的三位遗稿保管人——格奥尔格·亨里克·冯·赖特教授、G.E.M.安斯康姆教授和已故的洛什·里斯教授——全都格外友好、愿意合作并给了我帮助。除了允许我引用维特根斯坦未出版的手稿,他们还不辞辛劳地回答了我的许多问题,非常慷慨地提供了我本来无从知晓的信息。

我特别感谢冯·赖特教授非常耐心和详细地回应了我对《哲学研究》写作过程的(起初很粗糙的)推断。他论维特根斯坦两大著作来由的文章,对维特根斯坦著述的一丝不苟的编目,都是难能可贵的。安斯康姆教授多次同意跟我见面谈她自己记忆中的维特根斯坦,并答复我的询问。我特别感谢她允许我查阅弗朗西斯·斯金纳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件。

里斯先生向我示出的友善远远超出了责任之需。他年事渐高、身体虚弱,但还是花了许多时间跟我讨论;其间他展现出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无比博学,以及对维特根斯坦的人格和哲学的许多洞见。他还给我看了许多我原本无从得知其存在的资料。他非常希望尽可能将他之所知倾囊相授,有一次甚至坚持为我付斯旺西的旅馆钱,以便我们的讨论不致因我不得不返回伦敦而戛然而止。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恰是我刚刚写完此书之时。我深深怀念他。

令人难过的是,撰写此书期间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其他朋友也相继去世了。罗伊·弗拉克已病了很久,但他妻子仍友好地见了我,把维特根斯坦写给她丈夫的信件副本交到我手里。同样友好的是凯瑟琳·汤姆森,她丈夫乔治·汤姆森教授在去世前不久表达了跟我见面讨论维特根斯坦的苏联之行的愿望。汤姆森夫人还给我看了一些信件,跟我谈了她自己对维特根斯坦的记忆。爱德华多·贝文医生去世之前约一年我见到了他。他的回忆以及他遗孀琼·贝文的回忆构成了第27章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在爱尔兰西海岸时,托米·穆尔克里斯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1986年春天我到托米的农舍见他,一位已过八旬、体弱多病但思维敏捷的老人。他的回忆编入了第25章。可他也已离开了我们。

令人高兴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些朋友还健在。吉尔伯特·帕蒂森先生是维特根斯坦在1929—1940年间的密友,他见了我多次,提供了第11章引用的信件。罗兰德·赫特先生既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也是弗朗西斯·斯金纳的朋友,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也很有助益,他提供了第23章引用的信件。我同样感谢威廉姆斯·巴灵顿·平克先生、戴斯蒙德·李爵士、巴兹尔·里弗教授、本·理查兹医生、凯什米·路易博士、基斯·柯克先生、A.克莱门特夫人、波莉·斯麦瑟斯夫人、沃尔夫·梅斯教授、弗朗西丝·帕特里齐夫人和玛格丽特·德尚布里耶夫人,他们全都费心跟我谈——有的见了我几次——自己对维特根斯坦的记忆。我还感谢格奥尔格·克莱塞尔教授、F.A.冯·哈耶克教授、约翰·金先生、魏思夫·A.海加布教授、约翰·维兹德姆教授、已故的阿尔弗雷德·艾耶尔教授和康拉德·佩普勒神父,他们用信件答复了我的询问。

若缺少维特根斯坦下列同事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出维特根斯坦在盖斯医院和纽卡斯尔皇家诊所的工作情况:T.刘易斯先生、汉弗莱·欧斯蒙德医生、R.T.格兰特医生、海伦·安德鲁斯小姐、W.缇尔曼医生、内奥米·威尔金森小姐、R.L.沃特菲尔德医生、伊拉兹默斯·巴洛医生和巴兹尔·里弗教授。我也感谢约翰·亨德森医生,他帮助我联系了这些同事中的许多人。安东尼·赖尔医生好心把第21章引用的他父亲写的信拿给我看,还允许我引用他儿时的日记。他和里弗教授还读了这一章的草稿并提出意见,对此我也深表感谢。

第24章写到的乔伊特学会的聚会是维特根斯坦唯一一次参加牛津的哲学聚会,我感谢奥斯卡·伍德先生、以赛亚·伯林爵士和玛丽·沃诺克女爵士对这次聚会作了回忆。

许多没见过维特根斯坦的人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此我谨向以下各位表示谢意:W.W.巴特利三世教授、昆廷·贝尔教授、玛格丽特·斯隆夫人、迈克尔·斯特雷特先生、柯林·威尔森先生和康拉德·翁歇教授,他们写给我的回信颇有助益;安妮·凯恩斯夫人、安德鲁·霍奇斯博士和格奥尔格·斯泰纳教授,他们好心安排跟我见面,讨论我的研究引出的问题。凯恩斯夫人还好心提供了她叔叔大卫·品生特写的一篇哲学论文。

进行这项研究我四处走了很多路,但特别要提到两次旅行:爱尔兰之行和奥地利之行。在爱尔兰,我的朋友乔纳森·库利载着我穿行于都柏林、维克洛郡和戈尔韦郡之间,他的耐心是无止境的,表现出很必要的紧迫感和守时(但在其他事务上则无)。在都柏林我得到了保罗·德鲁利的帮助,在维克洛是金斯顿一家,在康尼马拉则是托米·穆尔克里斯。沿途,休·普莱斯夫妇、R.维洛比夫人、J.马洪先生和肖恩·肯特先生给予我协助,我对之很感激。由于我的朋友沃尔夫冈·格吕伯显出的好心和他兄弟海默的好客,我的奥地利之行愉快舒适。在维也纳,我有幸见到了海伦娜·维特根斯坦的一位孙女卡特琳娜·艾森伯格小姐和另一位家族成员伊丽莎白·维泽医生。我还得到了赫尔曼·亨泽尔教授的好心帮助。维特根斯坦曾在维克舍尔山区的特拉腾巴赫和奥特塔尔教书,去维克舍尔山区时我得到了阿道尔夫·胡伯纳医生的极大帮助,他不仅陪我四处察看把他为科希贝格档案中心收集的极好材料的副本给了我,而且,在我发现自己拍的一组照片损毁后,他格外友善地费心重新拍摄。

我也同样感激以下诸位无微不至和有益的帮助:剑桥三一学院瑞恩图书馆的T.霍布斯博士,盖斯医院威尔斯图书馆的A.巴斯特医生,医学研究会档案部的M.尼科尔森小姐,以及大英图书馆、牛津波德里恩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职员。我还感谢我的朋友沃尔夫·塞林格先生,他费心代我找出了柏林工业大学现存的维特根斯坦在那里(当时的工业高等学校)学习工程时期的一切记录。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为塞林格先生提供了帮助,我也对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用到的最重要的通信集之一由因斯布鲁克大学布伦纳档案馆保存。这是一组写给维特根斯坦的数百封信件(其中包括第六、七、八、九章用到的伯特兰·罗素和戈特洛布·弗雷格写给他的信),这组信件最近才整理妥当。牛津圣约翰学院的P.M.S.哈克博士提醒我这通信集的存在,布伦纳档案馆的瓦尔特·梅特拉格博士和阿兰·亚尼克教授好心允许我查阅,并花时间跟我讨论信件的内容;我对他们表示谢意。我获得了引用其中的罗素信件及其他罗素信件的许可,为此我要感谢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麦克马斯特大学罗素档案馆的肯尼斯·布莱克威尔。

我要特别感谢剑桥三一学院的迈克尔·内多博士,他对维特根斯坦手稿的熟悉程度无与伦比,而且他多年收集跟维特根斯坦有关的照片、资料和资料副本,这就形成了一个极有用处的档案库。他不仅让我随心所欲地利用这资料,还花了许多时间跟我在各个方面讨论我的研究。他还提供了他对维特根斯坦手稿里的加密论述的细心誊抄的副本,对此我也深为感激。

保尔·魏德维德博士同样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极大帮助。我受惠于他撰写有关维特根斯坦设计的房子的书时所作的一丝不苟的研究,提醒我注意否则我无从知晓的已出版的资源,他还提供了他自己著作的草稿副本,以及许多他发现的涉及维特根斯坦和保尔·伊格尔曼的关系的资料。

牛津圣约翰学院的G.P.贝克博士和牛津麦格德琳学院的教授彼得·斯特劳森爵士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早期草稿并提出了意见,为此我对他们表示感谢。G.P.贝克博士和他的同事P.M.S.哈克博士也友好地允许我阅读他们手头正进行的工作。斯蒂芬·图尔敏教授好心地细读了全部手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我的编辑大卫·戈德温和欧文·格拉克斯也读了许多早期草稿,提出了大量有用的建议。为手稿的出版作准备时,艾莉森·曼斯布里奇指出了许多否则我注意不到的错误,她从事其艰苦工作时的热情和一丝不苟使我深感亏欠。大卫·麦克林托克博士好心地核查我对弗雷格信件和维特根斯坦日记条文的译文是否准确。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提醒我注意许多有趣的细微之处和影射,不然我会把它们遗漏。当然,遗留下的一切错误都由我负责。

若无我的代理人吉尔·柯尔雷奇夫人的帮助,我不可能经受得住过去的四年。我最衷心地感谢詹妮陪我经受了这四年。

瑞·蒙克

1989年12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