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芙根尼娅·伊瓦申科（1920-1956）和她的母亲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德·马尔蒂诺（1877-1963），约1938年

在俄罗斯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母亲的名字，不过是一场无意义的消遣。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总是一再尝试寻找她留下的足迹。我给红十字会和其他寻人组织[1]写过信，给相关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写过信，甚至给乌克兰和莫斯科素不相识的人也写过信，我甚至在各种褪色的牺牲者名单和登记卡中翻找过，可是从来都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条线索的一丁点蛛丝马迹。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模糊的证明，证明她在乌克兰生活过，证明她在我出生前的确存在过。

“二战”中，她二十三岁，和我的父亲一起，被从马里乌波尔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我只知道，他们二人被分配到莱比锡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一家军工厂。战争结束后的十一年中，她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离无家可归的外国人聚居地不远。“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当时就是这样来称呼曾经的强制劳工的。除了妹妹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其他人认识她。而就算妹妹和我，其实也并没有真正了解过她。1956年10月的一天，她一言不发地离开家时，我们还只是小孩子。我十岁，妹妹才刚满四岁。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对她的感觉多过回忆。

几十年了，我早就放弃了寻找她。她是九十多年前出生的，只活了三十六岁。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饱经坎坷，经历了苏联的内战、大清洗和饥荒，之后是“二战”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残酷岁月。她掉入过两大独裁者的粉碎机里，先是斯大林在乌克兰的，然后是希特勒在德国的。数十年后，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无异于幻想。除了姓名，我对她的了解所剩无几。

2013年的一个夏夜，我无意间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输入她的名字，搜索引擎迅速出来了一个结果。我的惊愕只持续了几秒钟。寻人的困难在于，我母亲的姓氏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乌克兰姓氏，和她同姓的乌克兰女性成千上万。虽然屏幕上显示的人和母亲有着相同的父姓，且全名也叫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但是因为和我外祖父同姓雅科夫的人太多，我的发现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我打开链接读道：伊瓦申科·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于马里乌波尔。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显示结果，它仿佛也在盯着我。即使我对母亲所知甚少，但我知道她的确是1920年在马里乌波尔出生的。当年的马里乌波尔，那么小的城市，难道同年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女孩降生人间，并且父亲都叫雅科夫？

俄语是我的母语，我从来没在生活中彻底丢掉它，而且，自从我搬到两德统一后的柏林以来，我几乎每天都说俄语。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确定屏幕上显示的是不是母亲的名字，或者这名字只不过是俄罗斯互联网里的海市蜃楼。互联网上的俄语对我来说几乎是外语，一种飞速发展的新兴语言，经常出现混合了大量美式外来语的全新词汇，即使转换成西里尔文音标也几乎难以辨认。而且，我现在正在浏览的网页名字是英文，叫“亚述的希腊人”。我知道马里乌波尔地处亚述海边，但是“亚述的希腊人”从何而来？我从来没听说过乌克兰和希腊之间有任何关联。如果我是英国人，我倒是能很应景地说一句：这些都是希腊文！[2]

当时，我对马里乌波尔一无所知。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我从没考虑过要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她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长达四十多年被称为日达诺夫，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恢复旧称。在我心中，从来没有现实的光照进过这座城市。一直以来，在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中，那里是我的家。外界的现实会威胁这个内在家园的存在，所以我尽可能地逃避。

我对马里乌波尔最初的印象是，在我童年时，苏联内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区别，十五个成员国的所有居民全部是俄国人。这个印象根深蒂固。谈起乌克兰，我的父母就会提到俄国起源于中世纪的乌克兰，起源于被称为“俄罗斯的摇篮”的基辅罗斯。乌克兰是俄国所有城市的母亲。可他们说的却好像乌克兰源于俄国一样，父亲声称俄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帝国，从阿拉斯加延伸到波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与俄国相比，德国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墨水点。

对我来说，乌克兰和俄国没有两样，每当我想象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的早期生活时，眼前总是她在俄国大雪中的画面。她身穿那件老式的带丝绒领子和袖子的灰色大衣，那件我见她穿过的唯一一件大衣，穿过灰暗的布满积雪的街道，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空间，那里永远刮着暴风雪。西伯利亚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俄国和马里乌波尔，一个永远寒冷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神秘国度。

我在孩童时期对于母亲出生地的想象，几十年来被我封存在内心的暗室中。即便我早就知晓俄国和乌克兰是两个国家，而且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没有丝毫关系，这些还是并没有触碰到我心中的马里乌波尔——尽管我没有一次能确认母亲是否真的来自这座城市，或者我把她和马里乌波尔联系到一起，只因为我非常喜欢马里乌波尔这个名字。有时我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城市叫这名字，或者这根本只是我的发明捏造，就像其他许多有关我出身的事情一样。

一天，我翻阅一份报纸的体育版，正想往后翻，瞥到一个词——马里乌波尔。我接着往下看，一支德国球队赴乌克兰和马里乌波尔伊利奇维茨足球队比赛。马里乌波尔还有支足球队！光是这件事就让我清醒过来，我心目中的马里乌波尔像一朵腐烂的蘑菇，顷刻间碎落一地。我对足球全无兴趣，可偏偏是足球让我第一次直面真实的马里乌波尔。我这才得知马里乌波尔是一座气候极其温和的城市，全世界最浅也最温暖的亚述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它有长而宽的沙滩，种植葡萄的山丘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田地。德国足球运动员们在夏日接近四十度的高温下叫苦不迭。

我觉得现实比我的想象更不真实。自母亲去世后，她第一次成为我想象之外的另一个人。突然间，我眼中的她不在雪地里，而是穿着轻薄的浅色夏款衣裙走在马里乌波尔的街上，露出手臂和腿，脚上穿着凉鞋。一位不是在世界最寒冷最黑暗的地方，而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温暖的南部海边，在可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媲美的湛蓝天空下长大的年轻姑娘。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把母亲和南方联系到一起更难以想象的事了，她和阳光还有大海也风马牛不相及。我不得不把对她生活的所有想象转移到另一种温度、另一种气候中。曾经的陌生人变成了新的陌生人。

多年后，一部我忘记了书名的俄罗斯小说展现了母亲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的冬日实景：巴尔米拉酒店的窗外飘着潮湿的雪。百步之外是大海，我不敢说它是不是在沙沙作响。这片无足轻重、乏味的浅海在沉重地呼吸着，发出咕咕声。不起眼的小城马里乌波尔和她的波兰教堂及犹太教教堂紧靠在海边。发臭的港口，简易的仓库，沙滩上流动马戏团满是窟窿的帐篷，希腊式小酒馆和小酒馆门口孤独、暗淡的灯笼。对我来说，这像是对母亲的隐秘描述，是她亲眼见过的一切。她肯定不知何时经过巴尔米拉酒店，也许还穿着那件灰色大衣，也许就在那样潮湿的雪中，鼻子还闻到港口散发的臭味。

在我打开的网页上，我还获悉了马里乌波尔让人诧异的信息。在母亲出生的年代，这座小城还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小城送给曾经的克里米亚汗国的希腊基督徒。直到19世纪中叶后，其他种族才被允许到马里乌波尔定居。直至今日，仍有少数希腊人住在城里。母亲的姓氏让我鬼使神差地进入了一个希腊裔乌克兰人的论坛。我心里有种隐约的怀疑在暗涌。对于母亲讲述过的她在乌克兰的生活，我只有一丁点记忆，极其微弱，几乎想不起来，但在记忆中，我却坚定地认为她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当然，这么长时间后，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回忆，还是我大脑里偶然留存的一点沉淀。也许，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早在孩童时期我就虚构了一位意大利外祖母，并把她当成了我虚构的惊险故事的主人公。意大利外祖母也可能来源于我迫切的愿望，用来对抗我的俄罗斯-乌克兰裔出身，以此显得与众不同。而现在，我问自己，我是不是根本就记错了，我的外祖母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希腊人？然而，这是不是鉴于我现在获悉的马里乌波尔的真实情况方才想到的？是不是因为意大利是我少年时一心向往的地方，所以随着时间流逝，我记忆中的希腊人才不知不觉变成了意大利人？

我的出身来历又陷入了一片新的黑暗中，仿佛我突然扎根在一块更陌生、最终无法辨认的土地上。我对着屏幕上母亲的名字发呆，我感觉，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东拼西凑的身份，像个肥皂泡般破灭了。瞬间，我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直到我想起，只有证明这个被发现的希腊裔的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不是我母亲，我才能找回安全感。我从未从母亲口中听过greki一词，从来没有。我很确定。因为在我们那个既封闭又贫穷的棚屋世界里，“希腊”简直是不寻常的异国风情。另一方面，也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母亲绝口不提她家乡的希腊往事。最终，我还是从论坛里才得知了她家乡的历史背景，在她生活的时期，马里乌波尔还是非常希腊化的。

“亚述的希腊人”也为寻找亲属提供平台，尽管我的搜索经常落空，但我决定还是发一条帖子。发帖得先注册。我还从来没有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这么干过，我以为我不可能逾越技术障碍，但让我惊讶的是，程序非常简单，比在德国互联网上还简单。一分钟之后，我获得了准入许可。

在搜索情况询问条中，我除了母亲的名字和出生地外，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没有填写她的父称，雅科夫列芙娜。我只知道她的父亲叫雅科夫，但不知道她母亲的婚前姓。我还知道母亲有一兄一姐，但并不知晓他们的名字。我有一张乌克兰的结婚证书，从证书上得知，母亲是1943年7月在被德军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嫁给父亲的。在一张由莱比锡劳动局签发的劳工证上记录着，她和我父亲于1944年被运送至德国。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