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二〇一三年母亲节,同是作家的女儿安妮•贾尔迪尼向儿子尼古拉斯•贾尔迪尼提议,一起编辑一本书。为此,尼古拉斯成了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常客。他仔细翻阅外祖母卡罗尔•希尔兹留下的所有档案——她与女儿、朋友、学生的通信,散文,阅读笔记,评论文章和演讲稿等等,梳理出卡罗尔•希尔兹对于写作的种种思考,以《顿悟与启迪》为题结集出版。
本书难能可贵地传达出卡罗尔•希尔兹真实的声音,犹如与好友闲聊,不经意间反思着有关写作那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写作?写作可以教授吗?促使读者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的动力是什么?卡罗尔•希尔兹说:“我一直想信小说关乎救赎,关乎试图理解人们何以成为他们现在的模样。”
作者简介:
卡罗尔•希尔兹
Carol Shields
一九三五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母亲是一个瑞典移民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一九五六年从汉诺威学院毕业后,和丈夫迁居加拿大,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四十一岁时,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小型典礼》。在此后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体裁多样,包括戏剧、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苏珊娜•穆迪的评论性著作和简•奥斯丁的传记。其中,《斯通家史》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美国普利策文学奖,《拉里的家宴》获得英国橘子文学奖。
除写作之外,卡罗尔•希尔兹在渥太华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曼尼托巴大学任教,为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开启写作之门。
二〇〇三年,卡罗尔•希尔兹因癌症并发症去世。二〇一三年,她的女儿安妮•贾尔迪尼和外孙尼古拉斯•贾尔迪尼一起,编辑了《顿悟与启迪:卡罗尔•希尔兹谈写作》。
试读:
2020年初,北美文学界新设立的一个重要文学奖项让一位女作家的名字重新回到大众视线中,这就是卡罗尔·希尔兹小说奖(Carol Shields Prize for Fiction)。这是北美地区第一个女性小说创作的年度奖项,将于2022年开始颁发。该奖项的奖金为15万加元,用以褒奖加拿大或美国女性作家及非二元性别作家的优秀小说创作。设立这个奖项的想法早在2012年的一次有关女性作家地位的会议中就已经提出,而那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本书的编者之一,卡罗尔·希尔兹的女儿——安妮·贾尔迪尼。
中国的读者对卡罗尔·希尔兹的了解可能不太多,她在加拿大当代文学史上是与艾丽丝·门罗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齐名的重量级女作家,曾先后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美国国家书评奖、普利策文学奖、英国橘子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并两次获得布克奖提名。她专注于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善于刻画中产阶级富足生活里的困惑与人生百态,以细腻而引人深思的细节唤起这类人群的共鸣,在西方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这本《顿悟与启迪》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写作的书,也是一本充满温暖亲情和人生智慧的书。在这里,通过朋友、女儿和外孙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位知识女性在家人朋友眼中可亲可爱可敬的模样;通过希尔兹自己的文字,我们分享到一位优秀作家关于为何写作、如何写作以及写什么的真知灼见,此外还有她关于文学世界中边缘性问题的深度思考。
一
希尔兹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视角不论多么有限,却都是独特的。决定这个视角的是我们在哪里度过最初的十八年,怎样度过这十八年。希尔兹的童年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橡树园度过的,那也是海明威的故乡。虽然当时的橡树园是一个像“塑料袋”一样保守闭塞的地方,她也不能像很多贵族或男性作家常说的那样“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父亲的藏书”,但她很早就产生了对阅读的兴趣。她读父母书架上非常有限的书,她风雨无阻地每周去图书馆听图书管理员讲故事,她遇到过几位对她产生积极影响的好老师,她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出乎意料地听到有人讲外语,让她的心头闪过一丝幸福的感觉。
孩童时候的希尔兹是作为一个圈外人接近文学的,她对那些被称作经典的又黑又厚的书心存敬畏。即使后来她消除了对经典的神秘感,但仍然感觉那是一个她无法进去的世界,那是一个关于男人、行动、权力、思想、政治和战争的世界,这也影响了她日后对写作主题的选择。她意识到:“我应该写的书就是那些我自己想读的书,那些我在图书馆里找不到的书。那块空白的地方应该填满。刚开始时,我小小的世界也许只够写一页,后来会变成几百页,也许几千页。我在广度上的缺陷可以用精确度来弥补,把每个细节都写好,把每一个经历都描写得让人有不同程度和层次的期待。”关于为什么写作,她给出了朴素而动人的回答:“因为写作中有快乐:创作的快乐,想象的快乐,发现即使我们老了某些模式仍然存在的快乐。”
二
希尔兹不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者。早在大学时期,希尔兹的写作才华就已崭露头角,她曾获得学院写作比赛的第一名,但她听从委员会的建议把这个奖让给了获得第二名的年轻男学生,毕竟他要谋生,这个奖对他会大有帮助。而她那时已经准备结婚,她知道她会很快生孩子,一个写作奖对于作为年轻妻子和母亲的她来说有什么用呢?
她21岁结婚,生了五个孩子,在三十八岁成为一名助理编辑之前,她是一位全职妈妈。她坦言自己很晚才关注到女性主义,她知道生活里有些东西不对劲,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六十年代早期她读到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这本书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她开始了非全日制的研究生学习,开始考虑写作,开始关注女性写作。
希尔兹说过,作为一个选择了写作生涯的女性,她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改变女性生活的隐蔽性,她把写作看作一种救赎的行为。为了做到这一点,她需要友谊,比如其他女性写作者的友谊,这会让女性写作者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勇敢。她引用了美国散文家肯尼迪·弗雷泽的话:“我需要听到她们的喃喃低语,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这些文学女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母亲和姐妹,虽然她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她们比我的家人还要重要,她们似乎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女性作家的作品植根于女性生活,她们不是向整个时代或整个人类说话,而是向每一个读者个体说话,就好像那些读者和她们同处一室,她们所讲述的是发生在她们自己生活里的事情。女性作家似乎经常愿意去理解别人的脆弱性,把自己置身于这种脆弱状态中。正因如此,女性作家的作品常常成为女性读者的避难所。在那里,她们找到了自己;在那里,她们可以成为自己;在那里,个人感受和普遍认知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
在她看来,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处于边缘,这个边缘包括原住民文学、同性恋文学、移民文学和女性文学。和美国文学相比,加拿大文学当然是一种边缘写作。她并不认为边缘写作是个缺点,来自边缘的观点能够提供特别的视角。她认为加拿大作家现已取得的文学成绩,除了要归功于加拿大艺术委员会以及各省的艺术委员会,还要归功于加拿大“处于边缘”的位置。她引用加拿大著名作家罗伯特森·戴维斯的话:加拿大是北美的阁楼,言下之意是,在那个黑暗的空无一人的阁楼里,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大喊大叫。
三
如何将杂乱的素材安排得井井有条,如何搭建小说的框架?希尔兹的解决方案是车厢、衣架和套娃,这些结构让零散的素材获得了稳定性,可以帮助她不偏离主题。在她的第一部小说《小型典礼》中,她把章节变成火车的车厢,把零零碎碎的材料装进去。写第二部小说《盒子花园》时,她用七个章节大致对应一周七天的事件,把七个章节想象成衣帽架上的七个铁丝衣架,虽然不知道这些衣架上会挂什么,但知道它们的位置和顺序。到写《斯通家史》时,她选择了中国套盒。这些具体的结构充当了脚手架,是她写作时无声的工作指令和备忘录。原来小说的框架可以如此简单而有趣,相信心里有故事并且希望付诸笔端的读者已经想要跃跃欲试了吧。
关于如何处理创作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希尔兹的建议是,勇敢真实地写,然后谨慎得体地改。如果顾忌他人的反应那就势必缩手缩脚,所以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通过改变性别、种族、时间范围和地理位置把真人隐藏起来。我们可以重塑经历,正如爱丽丝·门罗所说,“真正的”经历是一团面引子,那团小小的、湿湿的面引子最后可以变成发酵充分、松软芳香的面包。但是无论一个小说作家进行多么客观的研究,也无论她尝试进入怎样的想象王国,在她的文字中总是难免会出现她的一丝痕迹,一个她的小勺子,或是她的一条胳膊或一条腿。这正是写小说让人觉得可怕的地方:我们无意间透露的东西,还有我们自我暴露的程度。
四
在翻译完这本书后,我最想和我的朋友们分享的是希尔兹的时间观。很多人都问她,作为五个孩子的妈妈,她怎么能挤出时间来写作。她的回答是:
那时我没有出去工作。我等[孩子们]上学了才写作,周末不写,晚上也不写,那些时间都不可能写作。但我常常利用他们中午回家吃饭前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的那一个小时。我得把满屋子乱扔的袜子捡起来,做完诸如此类的事,然后尽可能写上两页。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候,下午在他们回家前,我会回过头去看看上午写的那两页东西,有时也许会重写。但我一天里真的只有大约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就是这么安排时间的,一天写一页或两页,如果我没有完成两页,晚上就坐在床上用那种有横线的便签本很快地写上两页,然后关灯睡觉。
这是希尔兹利用时间的艺术:利用任何你可能挤得出来的时间,然后安排你的任务,让它适应你的时间,而且能够让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工作。这样的时间观非常重要,正如安妮所说:“当我们以匮乏的心态看待生活时,就会感觉生活窘迫;当我们采取富余的视角看待生活,就会拥有富足的生活。时间也是如此。”
在希尔兹的大学毕业典礼上,一位数学教授告诫年轻的学生们“光阴似箭”。这让毕业后成为全职妈妈的希尔兹感到焦虑,有着深深的负罪感,觉得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被遗弃在灰尘中”,她相信自己已经失败了,因为她没有用成就把每个日子填满。但在她六十岁左右的时候,她对时间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她认为时间并不残酷。她说:“如果我们能够健康长寿,我们就有大把的时间,我们有时间尝试各种新的自我,有时间实验,有时间做梦、漂泊,甚至有时间浪费。我们有悠闲的时间,轻松的时间。并不是每一个小时都会充满世人所看重的意义和成就,作为弥补,我们会拥有很多丰富、充实、令人心满意足的时光,我们将成为时间的合作者,而不是它的受害者。我们大多数人最后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条由成就组成的向上攀升的直线,而是许多有趣的章节。”在这个“成功至上”的时代,太多的人生活在压力和焦虑的煎熬中,为了更加健康快乐地生活,我们需要与时间和解,成为时间的合作者,而不是它的受害者。
五
这是一本温暖的书,希尔兹的几个女儿,在母亲的影响下都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她对孩子们没有秘密,鼓励他们细读她的文稿,并且可以随意地做标记或提建议。本书的编者安妮是希尔兹的大女儿,她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关于写作和生活的智慧,母亲是她的导师和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她要编写这本书,把这些智慧分享给更多的人。本书的另一位编者尼古拉斯是安妮的儿子,也就是希尔兹的外孙,他撰写了《在阅读中认识我的外祖母》一文,他写道:“我的母亲安妮·贾尔迪尼在2013年母亲节那天向我提议要编这本书,尽管我并不觉得那一天对她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的母亲每天(每小时?)都在思念她的母亲。”也正是在那一年,安妮到渥太华出差开会时挤出几个小时去找在那里读大学的儿子,详细地描述了她的设想。除了这本关于写作的书,她还提出是否可以设立一个写作奖。时隔七年后,在2020年,这个写作奖以“卡罗尔·希尔兹小说奖”的形式面世了,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亲情的力量。
两年前拿到原著时,看着封面上卡罗尔的侧影,感觉就是喜欢的,她闭着眼睛,面带微笑,温暖可亲的模样。读了几章后,我就知道这是我想翻译的书。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仿佛能听到她的声音,那是一个自然真诚的声音,娓娓道来,毫无矫饰。我可以想象她怎样说话,并以此为依据来调整措辞和句子的节奏。从初稿到润色再到校对,这里更改一个词,那里增减一个字,都是在这个热闹的世界里我所感受到的很私人的乐趣。
作为一个女性译者,近年来翻译了《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和玛丽·麦卡锡书信集》和《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在这些女性作家的身上,我获得了力量和共情。正如卡罗尔所言,小说关乎救赎,其实,一切文学形式、一切美好的文字都关乎救赎。在这些文字中,我们会获得一种让自己趋向善良并变得坚强的力量。她关于写作的文字让我深受启发(译者和作家一样,也是写作者),她的很多看似平平常常的人生感悟时常让我产生强烈的共鸣,在她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一种亲切而幽默的人生智慧,有时甚至有一种抚慰心灵的神奇力量。
写这篇简短的文字,是希望能够和译本的读者分享我阅读的收获,也借此向卡罗尔·希尔兹这位对子女、对朋友、对读者产生积极影响的优秀女性作家致敬。
2020年11月12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