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确信究竟有多少人能看得下去这么平淡的一本书。我既没有到该写自传的岁数，更没有可以写自传的资本，只是因为今年正好无可避免地迈入不惑之年的门槛，似乎要做一些稍微特别点儿的事情才比较像样，这才有了这本书—这有点儿像我们的国家“逢五逢十”搞大庆的意思。

之前出版过两本杂文集，都是我在新闻节目里写的时评，属于本职工作的副产品。除此之外，就是现在这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了，也是第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

或许，有人会觉得《非诚勿扰》非常精彩，它的主持人也应该有同样精彩的人生。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误会。大多数采访过我的媒体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惊讶地发现，生活中的我竟然如此乏味—既没有高尚的情操，也没有高雅的情趣，更没有高深的思想，甚至说不出一点儿高级的俏皮话。他们普遍认为，生活中的我和电视里的那个人基本上还算表里如一，但相比之下少了很多趣味。记得有一个女记者采访我，半个多小时后实在忍不住了，绝望地对我说：“就你说的这些东西，怎么写得出一篇稿子来啊？”当时弄得我相当紧张和羞愧，恨不得把心掏给她，好让她写出一篇稍微像样点儿的东西拿回去交给她的主编。

这本书算是我一些人生片段的回忆，并不怎么精彩，但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我这个人或许有点儿作用—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之前有些媒体把我的人生描述得相当苦逼和励志，比如“百度百科”上关于我的介绍，事实部分还算属实，但描述性的部分太多了，而且充满了作者自己“合理”的想象，加上“知音体”的文字风格，流传甚广，这让我一直感到相当难堪。于是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与其让别人去“创作”，不如自己老老实实地写出来，算是“以正视听”。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的愿望和写作的能力完全是两件事情。而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各种愿望和能力都会一并下降。所以，现在还有人愿意撺掇我写点儿关于自己的东西，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由此也可见我的性格之一，容易被说服，随遇而安。总之，必须事先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这是一本寡淡如我的书。如果有人肯读完它并由衷地认为很有意思，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书里收录了一些近年来我在走过的地方拍下的相片，不能用摄影的眼光去要求它们，也就是些到此一游的东西，但它毕竟是我经历的组成部分，或许以后再版时，会增改更多图片。那是以后的事了。

“序言”的功能照例是要感谢一些人的。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刘葆琪小姐，是在她的热心提议下我才决定写这本书的，而且她忍受了近半年来我的边写边抱怨。还要感谢罗斐编辑对这本书的耐心，不断催促我交稿。最后还要感谢磨铁的沈浩波先生，他为这本书几次亲赴南京并且假装饶有兴趣地听我说了很多无趣的故事。他出过那么多书，接触过那么多或有思想或有趣的作者，跟我数次长谈，听那么多无趣的琐事，不知他要付出多大的毅力。还有很多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同事、领导和朋友，一本书的出版毕竟不是获奖感言，就不矫情地一并感谢了。

第一部分　重庆·童年

混浊了上千年的朝天门码头的江水依然混浊，潮湿阴暗了千百年的吊脚楼依然潮湿。在绿军装大行其道、人们的激情正被语录和标语调配得昂扬亢奋的一九七一年，我出生在重庆。

一、乡愁

对重庆这个城市的印象，主要来自我十二岁之前，之后我就跟着父母到了南京。

那时候的重庆真的是老重庆，至今我对它仍然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一种想起来就要流泪的感情。面对那座城市，自私一点儿地说，我甚至不愿意看到它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希望童年记忆中的那座城市永远永远不要有任何变化，好让我每一次回到那里都有清晰的记忆可以追寻。

前不久有个导演跟我说他很喜欢重庆，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重庆这个城市特别有立体感，山城嘛，依山而筑，正所谓“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第二，重庆方言特别有感染力，火暴中透着幽默感，幽默感里透着智慧；第三，重庆的美食。

我赞同他的话。重庆这座城市的立体感是天赐的，在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今天，重庆无论怎样都不会变得像其他城市一样。在其他大多数城市想买一套能看江景、看山景的房子，恐怕都会比买一套普通房子要贵许多，但在重庆，你想买套看不见江或看不见山的房子，还真不容易。在重庆，哪怕是普通百姓的房子，推开窗，看到的不是江，就是山。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就这样被重庆揽在怀中。因为重庆的路多为盘山而建，所以这里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行车是一种高级的娱乐工具，而非交通工具。

说到重庆，我印象最深的是终日阴霾，不见阳光。尤其是冬天，整个一 “雾都茫茫”。而在浓雾之中，又满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吊脚儿，一个摞着一个，从朝天门码头一直往上摞到山顶，远远望去，整座城市仿佛就是由吊脚楼组成的。《雾都茫茫》、《一双绣花鞋》、《重庆谈判》这类以国共和谈或以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的影视剧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吊脚楼。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拍时代背景为三四十年代的电视剧或电影，选景都并不困难，一九四九年前重庆什么样，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很多年后，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影视剧，不管拍得多烂，我都会多看几眼。

小时候我经常去朝天门码头，黄黄的江水浩浩荡荡地流过码头，斑驳的台阶没在江水里，人站在下边往上看，一层层的，看不到头。前年我回重庆，在朋友的陪同下又去了一趟朝天门，朋友骄傲地对我说，重庆会被打造成“小香港”。我去过之后却很后悔，因为，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我童年的记忆了。

在重庆生活的十二年，积累了我人生最初也是最真的情谊，直到现在，不曾淡忘。如果我的性格中还有善良的成分，我相信一定是重庆这座城市给我的。后来到了南京，原来的亲戚朋友都不在那儿了，没过几年又遭遇家庭变故，那时的阴影让我对儿时在重庆的时光更加怀念。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我每次回重庆，看到小时候的朋友都觉得跟亲人一样。

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我举家搬迁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都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泪盈眶。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春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十年了。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我记得他叫杜波。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都忘了。”

童年，两道杠。摄于一九七八年重庆储奇门照相馆。

我和哥哥。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东哥在边上嚷嚷：“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好好好，我抓紧。”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说：“来都来了，又是自家人，让他们问呗。”东哥这才没再催促—其实人都是他叫来的，还一个劲儿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们，可爱、真挚、重情义，跟他们的感情，也是我在重庆永远无法割舍的情谊。第二天我在机场翻报纸看到，头天晚上我们这顿饭的内容和照片，重庆的报纸出了一个整版。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的时候，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了。他们曾经大篇幅介绍过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人是重庆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妈到重庆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时间，那是《非诚勿扰》栏目刚火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记者打听到我外婆是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还住在报社里，于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妈和我外婆俩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岁了，被找上门来的记者吓到了。记者问了很多，还逼着老太太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之后还问，孟非小时候住哪儿？我妈告诉他们，住在报社山顶上那栋灰色的筒子楼里。于是记者们又找到那栋旧房子（现在住着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我住过的那栋灰色筒子楼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当今中国最红的主持人住过的地方”。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我，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后再这么写吗？”我诚惶诚恐地解释：家乡人、家乡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