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

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年，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曾经是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卷入海啸漩涡中的人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

尽管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中央银行确实做出了努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投放，避免了流动性短缺，从而避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我们岂可因其救火之功，而宽恕它的纵火之罪？

如同《自由选择》第3章所分析的，美联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负有主要责任，弗里德曼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进入21世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再次出现重大失误，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却竭力掩饰，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他们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根据这一学派的说法，斯密所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

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如果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起码也可减少灾难的损失，这个理性力量就是政府，当然，必须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这一学派主张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