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曾在伦敦国王学院、赫特福德郡大学、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神学等。现为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哲学和基督教伦理学讲师、哲学研究室主任。著作有《萨特与神学》《成为波伏瓦》等。

简介：

试读：

前言：西蒙娜·德·波伏瓦

——她是谁？

1927年的一天，西蒙娜·德·波伏瓦跟她的父亲对“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在一个视结婚生子为女性归宿的时代，19岁的波伏瓦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并梦想着从中找到一种她可以身体力行的哲学理念。波伏瓦的父亲认为“爱”意味着“奉献、爱慕和感激”。对此，波伏瓦无法认同，她惊愕地反驳道，爱绝不仅仅是感激，不是我们因为别人为自己做了些什么，而感到亏欠他们的东西。第二天，波伏瓦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竟然有那么多人不懂爱！”

当时年仅19岁的波伏瓦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也不知道她的人生经历会被后人如此大量书写，并广为流传。光是她的书信和自传就达到了一百多万字，她的写作范围极广，囊括了哲学论著、获奖小说、短篇故事、戏剧、旅行见闻、政治时评以及新闻报道——而她的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更是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当时年纪轻轻的波伏瓦也许想不到，之后的自己能够与人合办政治期刊，成功地推动立法，为遭受不公的阿尔及利亚人伸张正义，到世界各地发表演讲，甚至领导政府设立的委员会。

与此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也成为20世纪最声名狼藉的女性之一。她和让-保罗·萨特是一对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但不幸的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众都认为是萨特贡献了“知识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贡献了“伉俪”。1986岁年，波伏瓦在巴黎去世，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讣闻标题里赫然写着：“波伏瓦的作品名过其实。”波伏瓦研究者托莉·莫伊教授在1994年写道：“在阅读现有的波伏瓦传记时，如果你会觉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她跟萨特以及其他情人们离经叛道的关系，这也是可以原谅的。”

在这些文字写下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系列关于波伏瓦的新发现渐渐浮出水面，让很多原以为了解她的读者大吃一惊。但讽刺的是，这些发现并没有破除这样的错误认知——最有意思的是，波伏瓦的爱情生活，反而进一步掩盖了她思想家的身份。然而，让波伏瓦纵情一生并且不断反思自己人生的，正是她的哲学理念。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哲学和生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哲学的选择。”

当波伏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执笔写作时，她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的读者。人们认为，波伏瓦最畅销的自传都体现出一种哲学抱负，即力图展现出“人的自我是如何不断地被他者所塑造并与他者产生联结的”。约翰·多恩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然而，波伏瓦所表达的观点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除了与他者的联系，波伏瓦的自传背后还有一种信念在支撑：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个自己，做自己意味着，要在一种不可逆转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与同样在改变的他者一起不断改变。

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探讨，认识自我对于过好一生有多么重要。苏格拉底说，想要成为一个明智的人，你必须“认清你自己”；尼采写道，生而为人的任务就是“成为你自己”。对此，波伏瓦提出了她的哲学反驳：如果作为女性，不被允许“做你自己”，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的同时就意味着，你在那些你本该成为的角色上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的女人、爱人，抑或是母亲，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被嘲讽、怨恨、羞辱，那该怎么办呢？

波伏瓦所生活的时代见证了女性所能拥有的可能性发生的剧烈变化。在她的一生中（1908—1986），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接受大学教育，也获得了选举、离婚和避孕的权利。波伏瓦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亚风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在这些文化的转折点之间，波伏瓦《第二性》的面世标志着一个革命性的时刻，在这之后，女性能够公开地自我思考，甚至最终坦诚地谈论自己。波伏瓦所接受的哲学教育在她的同辈人中已经算是前所未有的，但尽管如此，当年近不惑的波伏瓦开始思考“作为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时，她还是被自己的发现震惊到了。

在20世纪，“女性主义”这个词争议不断，波伏瓦对长篇累牍的关于女性的愚蠢论点感到厌烦，为“女性主义的争吵不休”所浪费的大量笔墨也让她感到疲惫，因此，她决定创作《第二性》。但当波伏瓦落笔写下她的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时，她并不知道这本书会给她以及追随者的人生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

人们已经着墨很多去解读波伏瓦的名句以及“‘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因此，在本书中，我要探讨的则是波伏瓦如何成为她自己。18岁时，波伏瓦写道，她认为她没法把自己的生活在纸上有秩序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处在永恒的“成为”的过程中；她说，读自己前一天写下的日记时，就像在读已经死去的一个个“自己”做成的木乃伊一样。波伏瓦是一个哲学家，她始终反思和质疑她所在的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她自己的人生意义。

波伏瓦认为时间的流逝对于人的经历至关重要，因此，这本传记是遵照她的生平年表展开的。波伏瓦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世界以及她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她之所以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希望“展现出变化、成熟的过程，以及他者和自我不可逆转的老去”。因为生命在时间的长河里徐徐展开，而波伏瓦想要“追随年轮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波伏瓦依然是那个读亨利·柏格森的少女。柏格森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物，它是一个“进程”，一个“有活力的行动”，一个充满变化的“成为”的过程，至死方休。

波伏瓦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女性，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选择。然而，波伏瓦清楚地意识到自我驱动与他人成就、个人欲望与他人期望之间的冲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过一个被他人所看见的一生，还是不为他人所看见的一生更好？笛卡尔借用奥维德的话说：“想要过好自己的一生，你必须不被看见。”萨特不惜笔墨来论证他者对自我的物化“凝视”。他认为这种“凝视”会将我们囚禁在臣服的关系中。波伏瓦对此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要过好一生，人应当被他者看见，但必须以一种对的方式被看见。

而问题是，什么才是对的方式呢？这取决于谁在看你，以及在什么时候看。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刚刚年过50的女性，你最近决定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你从少女时代写起，然后回顾自己风华正茂的过往，已经接连出版了两卷回忆录。在书里，你记录了自己21岁时和一个男人的对话，这个男人后来成了你的恋人，也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哲学家。虽然你和他一样功成名就，名驰天下，但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女性写作还没有到达那个分水岭的时刻。那时的女性还不能公开承认她们的勃勃野心，也不能表达她们的愤怒，更不可以说出那个名扬天下的大哲学家满足不了她的性欲这样的话。想象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了传奇，以至于人们用它作为唯一的视角来解读你的整个人生，虽然它只是你漫漫人生中的一些片段。

波伏瓦回忆录里的两个故事塑造了她的公众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扭曲了她的形象。第一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1929年10月的巴黎，两个哲学系的毕业生坐在卢浮宫外面，大胆地讨论着如何定义他们的关系。他们刚刚在竞争激烈的法国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金榜题名（萨特第一，波伏瓦第二），马上要开始他们哲学教师的职业生涯。那一年，萨特24岁，波伏瓦21岁。按照回忆录里的故事记载，萨特不想要那种忠于彼此的传统伴侣关系，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契约”，按照这个约定，他们是彼此“本质的爱”，但同时他们准许对方同时拥有“偶然的爱”。这是一段开放式关系，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心是属于对方的。他们对彼此毫无隐瞒，无话不说，刚开始是一个两年的契约，以后将会延续下去。萨特的传记作者安妮·科恩-索拉尔写道，这对伴侣将会成为“一对值得效仿的楷模，他们拥有一场长久的秘密合谋，他们实现了卓越的成功。显然，他们实践了难以调和的伴侣关系：伴侣双方始终保持自由、平等以及对彼此坦诚”。

萨特和波伏瓦的多元恋“契约”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有许多本传记是专门围绕着他们的恋爱纠葛来写的；在《法国人如何创造了爱情》（How the French Invented Love）一书中，作者用一整个章节的篇幅来写他们俩；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头条称他们为“第一对摩登情侣”。卡洛·莱维称波伏瓦的《盛年》（The Prime of Life）一书讲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黑兹尔·罗利2008年出版的书中描写了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她写道：“就像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一样，萨特和波伏瓦最终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永远地连在了一起。他们是世界上的一对传奇的情侣。我们不能把‘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分开来单独看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之所以写这本传记，也是因为我们很难撇开波伏瓦或者萨特，去单独思考另一个。在此之前，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研究萨特的早期哲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越发怀疑波伏瓦和萨特受到的关注是不对等的。为什么波伏瓦去世时的每一篇讣告都提到了萨特，而在萨特去世时，却有一些讣告对波伏瓦只字未提？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在21世纪，波伏瓦都没有被人们当作一位独立的哲学家去看待。一部分原因是波伏瓦在自传里讲述的第二个故事。1929年初，在巴黎卢森堡公园的美第奇喷泉旁，波伏瓦终于下定决心同萨特分享她在自己的笔记中酝酿了很久的一个哲学灵感：多元的道德（pluralist ethics）。然而，萨特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这一下子让波伏瓦对自己智识上的“真正能力”产生了怀疑。在那个法国哲学星光闪耀的年代，波伏瓦无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哲学新星；那个夏天，年仅21岁的她成了有史以来通过竞争极为激烈的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最年轻的人。同萨特一样，那时崭露头角的哲学新秀莫里斯·梅洛-庞蒂也会找波伏瓦对话，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在生活里保持对话，并在出版物里对谈彼此的哲思。但即便如此，在后来的人生里，波伏瓦都坚称：“我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个文学作家，萨特才是哲学家。”

美第奇喷泉旁的这段对话让后人们不禁发问：写出了《第二性》的波伏瓦是否低估了她自己，抑或是故意隐藏自己的锋芒？为什么她要这样做？波伏瓦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她有很多成就都是史无前例的，她的所作所为更是为后来的女性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波伏瓦被奉为一个理想榜样，“她的存在象征着可能性，作为一个女性，能够不顾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为了自己，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然而，《第二性》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显然也没有做到。这本传记正是要讲述波伏瓦是如何在成见和偏见里苦苦挣扎并勇敢反击的。

仔细阅读过波伏瓦传记的人常常会怀疑，波伏瓦是否在自传里故意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往往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那个爱情契约的故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誓要真相的女性形象，同时，《第二性》着力展现女性真实的境遇和遭逢。是否是因为公众的关注迫使波伏瓦放弃袒露真实的自我？如果不是，为什么她要隐藏起她哲学智识和个人生活里的重要部分，不让公众知道呢？为什么现在重新思考如何铭记她的人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