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六个年头静静地从指尖滑过，面对英语史上的第一部史诗，它的博大精深，它的丰富情愫，我是否忠实准确地弹奏了它的每一个音符？

在拙译《失乐园》即将送交出版社之际，这个问题愈发强烈地叩击着我的心扉。从选择译题到完成译稿，就译者而言，这只是一个自我欣赏、自以为是、诚惶诚恐的过程，一个竭力而为、打上分号的苦乐阶段。从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的朱维基先生所译的《失乐园》全译本至今，在近八十年的社会变迁中，这部史诗以其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中国的学者和读者，读者、译者和出版者接力传递，不同的版本为其延展着生命的市场，一部经典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助兴下演绎着自身的故事履历。在我的阅读中，每一个译本都提供了学习、借鉴和欣赏的乐趣，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在历史深度的经线上穿行的快乐之旅。我想引用读书时抄录的以下一段话来为我不自量力的尝试自我解嘲，安抚我这忐忑之心。《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的编撰者在其《前言》中为自己的版本有种解释，颇能达意：“在上一部与本书同类的集体编写的文学史——《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1948）的序言中，主编罗伯特·E·斯皮勒及其合作者曾经宣称：‘每一代人至少应当编写一部美国文学史，因为，每一代人都理应用自己的观点去阐释过去。’在那以前，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编者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具有大家风范的约翰·弥尔顿被后人戴上多顶桂冠，如诗人、散文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政论家、哲学家，似乎再多的桂冠都适合戴到他头上。其实，最直截了当地说，他是智慧的化身，一位伟人。他1608年12月9日生于伦敦，1674年11月8（10？）日卒于伦敦。他一生苦读勤思，学而不厌，精通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阿拉米语、希伯来语、法语、古英语和西班牙语，即使在双目失明之后，他仍然要求女儿玛丽和黛博拉用八种语言念书给他听，而她们却不知所云。

弥尔顿的父亲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中十分成功，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负担儿子的昂贵教育。在十岁时，父亲就为他请了一位私人教师，两年后把他送进极负盛名的圣保罗大教堂学校，1625年再把他送进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在剑桥大学的七年，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接受严格的诗歌写作和雄辩术训练，于1632年获得硕士学位。接下去的五年，由于家道殷实，生计无忧，他大多数时间住在父亲在伦敦郊外新购的住宅里，优哉游哉地在书海里畅游，偶尔进城去购买数学和音乐方面的书籍。据资料记载，在这段时间里，他遍读了手所能及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的所有古典著作。他是一个例外：在代表他成就的作品问世之前，他就以通才、饱学之士的雅名享誉欧洲。

从1637年下半年开始，他精心安排自己的欧洲游学之行，比如在哪儿下榻，何时何地与欧洲文化和宗教学说的大师们晤面。1638年5月，他带着一个用人启程前往法国，在巴黎会晤了大名鼎鼎的雨果·格劳修斯〔2〕——一位荷兰人，外交家、诗人和神学家，正致力于促进英国、丹麦、荷兰和瑞典形成泛新教国家联盟。此后他从尼斯前往热那亚。在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他参加音乐会，参观绘画和雕塑收藏品，惊叹哥特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把这些城市变成了艺术作品的广场。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他是当时意大利最负盛名的诗人乔瓦尼·曼素（1561—1645）的座上客；他应邀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他应约与各界名流见面交流。在佛罗伦萨期间，他造访了囚禁在家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当他在日内瓦获悉自己的祖国难免一场内战时，1639年8月，他启程回家。大多数研究弥尔顿的学者认为，英国内战的爆发标志着他的早期创作结束。他这个时期的诗作主要有《科玛斯》（Comus，1634）和1645年结集出版的《诗歌集》，其中有《基督诞生的清晨》（On the Morning of Christ' Nativity），《欢乐的人》（L'Allegro），《沉思的人》（L' Penseroso），《利西达斯》（Lycidas）和《十四行诗》（Sonnets）等。

回国之后，他在伦敦城里找了一处房子，模仿在佛洛伦萨所见，创办起一所面向新兴资产阶级男童的学校。1642年，他在三十三岁时与十七岁的玛丽·鲍威尔结婚。他们在伦敦城里生活了大约六周之后，玛丽回到娘家，直到1645年春才回到他身边。1652年，在生下第四个孩子后两天，玛丽去世。1656年他再次结婚，两年后，凯瑟琳·伍德斯托克因难产去世；1663年，他娶伊丽莎白·明萨尔为妻，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尤其是在伦敦大火之后，弥尔顿几乎在失去所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明萨尔的忠诚和能力保证了他在平静中度过最后的岁月。

从1640年到1660年，弥尔顿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史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半段，其间的重大事件有：1640年恢复长期议会，1642和1648年爆发了两场内战，1649年议会组成特别最高法庭，经过审判，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随后成立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权的共和国，他出任国务会议的拉丁文秘书，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1660年查理二世回到伦敦即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由于时政的混乱和新兴的新闻出版业的影响，他自觉不自觉地撰写了一些独树一帜的小册子，观点激进，针砭时弊，如《论教规的原则和离婚》（Doctrine of Discipline and Divorce，1643），《论教育》（On Education，1644），《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1644），《论国王和官吏的职权》（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1649），《为英国人民声辩》（A Defence of The English People，1651），《再为英国人民声辩》（Second Defence of The English People，1654），《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1650s）。直到今天，《论出版自由》仍是新闻界和出版界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一。

1660年5月，查理二世结束流亡，回到伦敦，成为新的国王，拥护君主主义的狂热分子随即展开疯狂的反攻倒算。克伦威尔内阁的几名成员在议会审判后被送上断头台，弥尔顿，作为支持处死查理一世和拥护共和主义最活跃的辩护人，不得不靠人带着东躲西藏。同年6月，议会采取措施，准备将他逮捕，宣布他的《为英国人民声辩》和《偶像破坏者》应该公开烧毁，结果他所有付梓的作品被付之一炬。8月，议会通过法案，列出支持处死查理一世和与克伦威尔政权关系密切的要员名单，统统判处死刑。尽管弥尔顿不在死刑名单之列，但却没能幸免遭受迫害。11月下旬，他被捕入狱，经过许多人的努力，12月15日获释。曾经三载作为弥尔顿的拉丁文秘书助手，又是其公职继任者的安德鲁·马维尔，此时八面玲珑，不顾与弥尔顿交往甚密的嫌疑，公开为其前任开脱。他用心良苦地指出，在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不久，弥尔顿就完全失明，处在黑暗之中，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是上帝对被政客误导，迷入歧途的好人的鞭笞，他应该活下来饱尝这名正言顺的黑暗的惩罚。从此他进入忧患余生。1666年，一场大火将他在伦敦城里的老房子烧毁，1650年代以来他所写的不多的几首诗和散文消失在火海中。从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1674年去世，他的第三个创作阶段，他给世人留下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1671），《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1671）。

虽然“《科玛斯》今天看来大概是最流行、最易懂的”〔3〕，甚至弥尔顿认为《力士参孙》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但是，无论批评的风向如何调整，《失乐园》肯定在弥尔顿的所有作品中闳中肆外，金声玉振，莫与为比，最引人关注。弥尔顿十分推崇荷马史诗、维吉尔史诗和但丁的《神曲》，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了史诗的宏大和崇高，广泛吸收先贤们流传下来的史诗要素的营养。从1668年补充的《诗体说明》，1667年第一版的十卷本到1674年第二版的十二卷本，清楚地表明诗人对史诗传统的尊重、认同和心灵呼应。虽然《失乐园》是对《圣经·旧约·创世记》别具一格的再现和对西方元典的阐释，然而撒旦及其追随者对上帝的造反，堕落的天使战败，人的创造，人因撒旦的诱惑而堕落的主题，深深烙上了作者对1650—1660年英国社会、历史、政治重大事件的经历和理解的印记，从而赋予这部史诗巨大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没有人确切知道弥尔顿何时开始构思他的《失乐园》，但孕育的时间肯定很充分。有人说1639年他从欧洲游学回国后即开始计划，要用英语写出英国的第一部史诗，起初准备讴歌亚瑟王和圆桌骑士，后又希望抒写克伦威尔，他认为他们构成英国历史上的宏大叙事。收藏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的《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的剧作手稿表明，早在1639—1640年，他已开始相关的构思。在《论基督教教义》中，他问道，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似的句子出现在《失乐园》中。在《利西达斯》中，他把天主教教徒比作跳进羊圈的狼，这一形象及其行为被移植到他的史诗中。在《科玛斯》中，美丽的少女在森林中与兄长分开之后，与司酒宴之神的科玛斯遭遇，科玛斯装扮成牧羊人，花言巧语引诱她，这一幕同夏娃在森林中面对撒旦附体的蛇的表演何其相似。科玛斯的引诱被美德的力量打败，撒旦的引诱取得了导致夏娃堕落的胜利。科玛斯和撒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行为目标明确，不惧失败，能言善辩，足智多谋，撒旦是科玛斯形象的发展和丰富。总之，1652年完全失明之后，他的繁重公务逐渐有所减轻，从1656年开始，他口述诗行，女儿们轮流笔录。1661至1666年的五年间，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用于创作，最终完成《失乐园》。

人类文化的古典遗产，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弥尔顿，共同构成弥尔顿的思想源流。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传说、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和典籍的引用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截止到17世纪上半叶的最新科学发展也同样得到反映。古典主义的智慧，希伯来感情主义的仁爱，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念，隐含在字里行间，沉淀在《失乐园》中，构成了一座探索不尽的宝藏。

在1680年代以前，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批评还没有出现。由此看来，《失乐园》作为当时的畅销书直到今天生命力不衰，证明它经受住了各个时代、各种批评流派的考验。任何批评都是经验和观念的尺度反映，而经验和观念总在不断积累和更新，因此，只要读者还在，在批评的道路上就不乏其人。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不少学界前辈和朋友以各种形式帮助我，尤其是在遇到困难时鼓励我，我把他们铭记在心。我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洪先生，他第一个给我提供参考资料，让我坚定信心；感谢责任编辑，他使我在惴惴不安之中神闲气定，针对译文善意地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宽宏大量，由于我的愚钝，交稿时间一拖再拖，十分惭愧；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丛梅教授多次审读译稿，常常指津；石发林教授在审读中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陈才副教授提供了整个译文所需的全部注释，谢春副教授和尹松涛讲师为原文和译文的电子文档做了大量的工作，陈才副教授和研究生蒋文婧为译文收集了约50部参考书籍，胡晓华副教授在2012年寒假，尤其是在春节期间，抱病审读了12卷清样中的10卷，提出了24条修改意见，仅仅对他们说一声感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把这六年比作一项工程周期的话，那么他们是整个工程的参与者。

最后，我要特别致谢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一段行程啊，谢谢你陪我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