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大分流》是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代表作,畅销20年而不衰。
在这本书中,基于大量的材料,彭慕兰考察了旧世界欧亚两洲各个主要国家及其核心地区经济发展,探讨了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为什么中国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在彭慕兰看来,1750年,英格兰和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在人均预期寿命、农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等方面非常相似。中国和日本核心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并不比西欧差,整个18世纪旧世界的核心地区都面临着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局部短缺。东西方走在大体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无明显优势。
欧洲在19世纪与旧大陆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在煤炭资源方面享有地利,煤炭替代了木材,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同时,由于跨大西洋贸易的展开,新世界(美洲)比任何亚洲周边地区都更能为欧洲提供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大量输入的外部资源使西北欧克服了自身的生态限制,人口急剧增长,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煤炭、新世界和全球形势相结合,共同让欧洲沿着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往前走。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以后,500年前大分流开创的世界经济是否已经终结?
作者简介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3—2014年)。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获1994年费正清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获2000年费正清奖)等。
试读: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现代社会科学大半是源自欧洲人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时,为了了解西欧的经济发展路径[1]何以独一无二而做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并未找到共识。大部分研究着墨于欧洲,意图解释欧洲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的早期发展。例如,有人通过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比较,说明“欧洲”(或在某些阐述里,说明西欧、新教欧洲乃至只有英格兰)境内具有某些独一无二且源于本土的工业成功要素,或者特别不受某种障碍的制约。
还有些解释强调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各种殖民榨取行为,但这类解释比较不受西欧主流学界的青睐。[2]这些论点强调,欧洲是靠着强行剥夺美洲印第安人和受欧洲奴役的非洲人(乃至许多欧洲下层阶级成员)的财产,才能达成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论点也无助于打动主流学者。尽管“原始积累”一词精准地点出了这些过程的残暴性质,但也暗示,通过殖民剥削的积累是大规模资本积累的起步阶段,因而是“原始的”。然而,随着学界证明通过欧洲原有的农场、作坊和账房的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同样也能在可投资盈余上取得缓慢但明确的成长,甚至超乎其生存所需,上述立论显然就开始站不住脚。
本书同样强调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剥削以及取得海外资源的机会,但不会把它当作促成欧洲发展的唯一动力。本书反倒承认,内在驱动力在欧洲的成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不过同时也强调,直到将近1800年为止,这种内在驱动力和其他地方的状况,尤其是东亚,都还是很接近。虽然的确存在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我会提出论证,说明那些差异只有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才会产生像19世纪那样的大转型。欧洲有特权取得海外资源,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这个时空环境的形成。
例如说,西欧很可能有较管用的组织机构,能调动庞大的资本,因此相对愿意等待较长的时间来回收获利;但直到19世纪为止,法人形态的组织(corporate form)除了用于武装长程贸易和开拓殖民地之外,并无多大用处,而长期联贷在欧洲则主要用于替战争提供资金。
更重要的是,18世纪时的西欧已在多种节省劳动力技术的运用上领先世界其他地方。然而,欧洲又持续在多种节省土地的技术上落后,因此如果没有海外资源,西欧本来很可能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和资源需求而不得不走回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老路。若是如此,则西欧所走的路,就不会与中国、日本所走的路有太多差异。
根据以上的例子,本书旨在利用欧洲在海外强取豪夺(coercion)的成果,协助说明欧洲与欧亚大陆部分地方(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在发展上的差异;欧洲发展的全貌或欧洲与旧世界所有地方的差异,则不是本书要说明的范围。还有一些影响因素是无法归类于上述任一范畴的,例如供煤的地点,因此本书将把比较式分析、某些纯地方性的偶然,以及整合性或全球性的探究熔于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