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往蒙古的列车

中国大得令人称奇，几乎自成一个世界。那里的人曾经把自己的帝国称作“天下”或者“四海”。如今，人们去那里的理由各式各样：买东西、度一周假，或者仅仅是因为机票价格还不错。我之所以决定去，是因为有一年的空闲时间。听说有的中国人以为“老外好骗”，我偏要来挑战一下。于我而言，第一个目标就是完全通过陆路到达。然后，我想在那片土地上停留一段时间，走遍全国。

我选择了铁路。当时我正好在伦敦，而铁路是从伦敦去北京的最佳方式。我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现代游记，但几乎每一篇都会谈到因为时差问题而乐趣大减，那种既疲惫又失眠的感觉实在难受。到过中国的人，不论是认真的旅行者、匆匆一瞥的观光客，还是四处搜寻廉价商品的淘货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在那里太累了”。在这个国家，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这更让你疯狂地想坐下来歇歇。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永远在四处奔忙。即使中华文明历经了延绵五千年之久，他们也还是那样。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她的人民总是不知疲倦、步履不停。

1980年冬天我曾去过中国。当时那里看起来黯淡萧条，所有人都穿着宽松的蓝套装，到处都是红色条幅，上面写满没有说服力的标语。

如果你问：“在这样的冰雪天里，这些人怎么能只穿着布拖鞋？”那么会有人告诉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幸运了，过去他们连鞋都没得穿。煤烟和灰尘把环境弄得阴沉沉的，路边几乎看不到树木。我本想去那看鸟的，结果只看到了乌鸦和麻雀，还有脏兮兮的鸽子，就像长翅膀的老鼠在天上飞来飞去。

那时，中国人会伸手指向远处，穿过绵绵细雨，泥泞道路尽头的工厂正噗噗地冒着浓烟；有人在弯腰拉着装满生铁的木车。他们会告诉你：“这里过去全是妓女、坏蛋和赌鬼，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在他们看来，你该为这些罪恶和轻浮的远去而高兴，并为那些工厂着迷；但我只是叹了口气。年轻的妇女不是在磨坊里耗费青春，就是在木织机上磨蚀纤指，要么就在精工刺绣上损耗视力。而且，他们待客的饭食不对我胃口。

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人会说：“那里有针灸！没有苍蝇！不用给小费！他们会把你用过的刮胡刀片还给你！那里的人工作非常拼命！他们还吃猫肉！可真快活！”美国人还对毛主席表示赞许。

但据我兄弟吉恩说，那都是过去了，他告诉我如果现在不去中国，那就太傻了。中国已经完全变了样，并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作为一名律师——众多新兴职业中的一种，从1972年算起，他已经去过中国109次了。这次我打算春天过去，从各种意义上讲，“春天”也都意味着新的开始。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将要看见新的人，新的风景，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并享受默默无闻的乐趣。这次旅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效仿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2所说的，“如果可以当天来回，我并不介意去中国看看”；另一种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我的想法是从伦敦上车坐到巴黎，此后一直朝德国和波兰方向走，也许会在莫斯科停下，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伊尔库茨克3下车，换蒙古纵贯铁路，在乌兰田托4度过五月。关键是，我要搭开往蒙古的列车去中国，这趟车将缓慢穿越亚洲宽阔的前额，然后继续南下，抵达它的双目之北京。

 

* * *

我想那样去蒙古应该比较轻松，并且会给我一种成就感。路上我可以看看书，做做笔记，按时用餐，不时望望窗外的风景。我想象自己在某个卧铺隔间里读着《埃尔默•甘特利》5，一边听火车汽笛声在大草原上回荡，一边想：很快我就会在那儿了。这时我会拉拉毛毯盖住身体，只把脑袋露在外面。然后有一天我拉开窗帘，看见一头牦牛立在浩瀚的黄沙中，我会知道那就是戈壁滩。大约一天以后，窗外又变成绿色，人们头戴斗笠，双膝深陷在稻田里。总之就是这类景象，然后我会走下火车，深入中国大地。

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也从来不会如此简单，因此我有必要写本书来解释。我很幸运，一开始就想错了；旅行者的叙述，实质上都是关于“被误解”的故事。我设想从伦敦出发，通过八趟火车到达中国边境，并认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一但结果表明，这是一趟离奇且充满意外的旅程。有时候这似乎才像是真正的旅行，途中满是光怪陆离的发现和乐事。但更多时候，我就像在伦敦脚下一滑，跌下了一段长长的楼梯，这楼梯没有尽头，仿佛是出自哪个超现实主义画家之手。我就这么落下去，嘭——嘭——嘭——，穿过转弯的平台，又继续往下落，嘭——嘭——嘭——，直到绕过半个地球。

我并非一个人上路，而这可能正是原因所在。我在伦敦报了个旅行团，老老少少大概二十来人。我心想：可别让他们注意到我，只要悄悄地钻进这群人里，随他们一起出发，我就可以看雨雪敲打车窗，安静地微笑，小声地说话。我跟团旅行的经验不多，连最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比如英国人报团是为了省钱，卡思卡特夫妇这样的老夫妻会告诉你：“去年我们坐火车去印度，旅途太愉快了，在伊朗的时候，我们还在车厢后面泡了好几杯茶呢。”我不知道英国年轻人跟团去布拉茨克水库6这样的地方，是为了喝廉价的伏特加喝到大醉，也不知道东欧的杂语喧哗，都要归功于从伯明翰过去的护士们。

美国人参加旅行团则是为了认识别的人，他们会给我看在别处旅行时拍的照片。

“戴草帽的是沃特米尔斯夫妇，他们来自圣地亚哥，超级可爱，现在还会给我们寄圣诞贺卡呢。我们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7旅行时认识的，现在他们都当爷爷奶奶啦。那个就是他们的儿子里奇，在半导体行业非常有名。”

美国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购物，似乎买东西就是他们旅行的全部意义。老实说，这点我以前真不知道。它就像任何其他事情一样，是个不错的理由，起码比去苏联喝个酩酊大醉好多了。旅行团里还有澳大利亚人，但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见到他们，总觉得他们是在回家的路上。

关于旅行团还有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就是人们全无隐私。几乎从第一次照面开始，大家就在不停地交换名字和个人信息，如果你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还会一直提醒你。团友中大部分都是夫妻，比如卡思卡特夫妇、斯库恩斯夫妇、西里尔和布格•温克尔、韦斯特贝特尔夫妇、维特里克夫妇以及格尼夫妇；也有单身的，这些人看起来都有点落寞、茫然又过于心急，比如威尔玛•佩里克、莫里斯•李斯特和他的朋友基克——这个加利福尼亚老人叫自己“瞎子鲍勃”、笑眯眯操着伦敦腔的阿什利•雷尔夫，还有一个人，大家只知道他叫莫托尔。威尔基小姐不苟言笑地站在那里，她来自爱丁堡的莫宁赛德8。诺尔斯先生是我们的领队。大家叫他克里斯，叫我保罗。他们更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从没有人问过我姓什么。

在伦敦的时候阿什利•雷尔夫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到香港，他眨了眨眼睛小声说：“中国有个城市叫香港，我听说那里有地方可以用乳胶给你下面那玩意儿做仿真模型，一个大概要五英镑。”

莫里斯•李斯特来自亚利桑那州，和他一起旅行的是他的老战友，这个战友嗓门大得很，他坚持让我们叫他基克。基克打过仗，他的颅骨中植入过一块金属片。莫里斯和基克的夹克和鞋子都非常相配，并且戴着同款软帽。这两个美国老兵快七十了，虽然他们脾气都不太好，但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似乎一致。

基克说：“我以前从没来过欧洲，是不是很惊讶？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二十年，但从没见过欧洲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去过中国，四十六岁时，我到过青岛。”

他的牙齿歪歪斜斜，笑起来凶巴巴的。我问他去欧洲最想做什么。

“去看《蒙娜丽莎》，”他说，“还有，尝尝那里的啤酒。”

“我听说中国干净得一尘不染。”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

威尔基小姐反驳说：“我怎么听说很脏。”

为了讨她高兴，里克说道：“但伦敦挺干净。”

“谁说的，伦敦简直一片狼藉。”威尔基小姐答道，并提醒他，她是从爱丁堡来的。

“我们觉得伦敦蛮干净的。”里克边说边握起妻子的手。他妻子名叫米利耶，今年六十三岁，脚上穿着一双跑步鞋。他们是那种典型的老夫妻，总是手牵着手，但你永远都搞不清这到底是在炫耀幸福，还是在携手挑衅这个世界。

“对你们来说当然干净，”威尔基小姐回答，“美国人的标准可比我们低。”

贝拉•斯库恩斯用她那澳大利亚西部口音哀怨地问道：“你打算去哪里，威尔基小姐？”

“香港。”那老妇人说。

然后每个人都会想：还要忍受她一万英里（一万六千千米），整整六周时间，我的天哪！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 * *

斯库恩斯夫妇来自澳大利亚另一端的珀斯9。贝拉总是以他们平常到卡尔古利10的距离来估量旅程的长短。从伦敦到巴黎，相当于往返一次卡尔古利。到柏林的旅程，够他们“先去一趟卡尔古利，然后返回，接着再去一次”。去莫斯科的话，要走相当于七倍到卡尔古利的路程。有一次我听见她自个儿在那儿嘀咕，计算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然后我听见她算完的时候又说了句：“然后再回到卡尔古利。”

我们四月份从维多利亚火车站出发的时候是周六，天下着雨，贝拉对她的丈夫杰克说：“这比去卡尔古利要近。”她说的是到福克斯顿11的距离。

我们那天在格罗夫纳酒店吃的早餐。美国人坐在一起；澳大利亚人坐另一桌；英国人坐了两桌；三位老先生则单独在一旁安静地吃东西；一张单桌旁坐着一对夫妻，他们带着徒步装备，有双肩背包、斜挎包和相机。我边吃边想：有没有搞错？有位老先生一直盯着我看。他直勾勾打量我的方式让我很不自在，但后来我注意到他的眼镜片特别厚，也许他并没有在看我，只是想努力透过眼镜看清四周，就像雨天人们望向窗外一样。

上车后我坐他旁边。他说：“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我的眼科医生告诉我，我就快要看不见了，如果有什么事情想在瞎掉之前做的，就该趁今年去做。所以我要去中国看看，小伙子，我要不要一直睁着眼睛呢。我估摸着，嘿，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会好好享受的。”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绰号叫做“瞎子鲍勃”，他家在加利福尼亚的巴斯托。当我在车上环顾四周，才意识到我是和一大群人一起上路的，但我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接下来我所有能说的，也只有他们脸上的表情而已。但我们往往可以从别人脸上读到很多故事，他们的当然也一样。这样的情景让我觉得可以看穿一切。

他们透过车窗望向外面的房屋，而那些房屋也还以同样的目光。火车旅行比较尴尬的一点是，沿途的房屋似乎都是背朝旅行者，你看见的都是后门、排水管道、厨房和晾晒的衣物，但这些比门廊和草坪更有看点。伦敦郊区之所以让人沮丧，并不是因为看上去脏乱不堪，而是它们永远都一成不变。欣慰的是能看到屋子里面，看人们怎么生活：男人在重新装修浴室，女人在喂猫，女孩儿在楼上梳头，男孩儿摆弄着他的收音机，正在读《每日快报》的老太太鼻子都快要贴到纸面了。我们乘火车从旁经过，却不给他们美好的祝福，这实在不厚道。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别人的观察之中。这就是铁路所带来的一个矛盾：旅客可以看见屋子里的人，但那些人却丝毫看不到车上的旅客。

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我们的车开上了轮渡。莫里斯和基克从诺曼底登陆那天说起，追忆起了整场战役，以及美军怎样伤亡惨重。

四周的海水看起来是铅灰色的，它们不停地向轮渡袭来。东北方吹来的风寒冷刺骨。上岸时，吹过码头的风尤其大，我们步履艰难地走向海关，将护照送去查验。我们的行李也被查了一遍。

在布洛涅12，团里的人都在相互逗趣，他们喊着：“啊，上车啦！都上车啦！”然后，我发现身旁坐着个肥硕的英国女人，她一根头发也没有，戴着露指手套，说她正打算移民新西兰。这个女人名叫威尔玛•佩里克，大约三十二岁。她说她刚失去工作，看上去非常沮丧。我正打算用文字表达一下对她那颗秃脑袋的同情，这时她凑过头来问：“你在写什么？”

火车从巴黎开出时，那个名叫莫托尔的男人说：“你们也许在奇怪，我刚才在调车场的那些小路上干什么。”

没人好奇他在干什么，根本就没人看见他。那么，莫托尔在和谁说话？

“我在捡石头，”他说，“我去每个国家都会捡石头。跟你们说，这在很多地方是犯法的，比如南极。我从南极带了些石头回去，他们要抓到的话会送我去坐牢的。我在世界各地都捡过石头，加拿大啊，俄亥俄啊，伦敦啊。每一块都跟高尔夫球那么大。我已经有好几百块啦。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地质学家。”

《埃尔默•甘特利》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壁炉上的大石块之间散布一些小鹅卵石，有粉色、褐色，也有大地色，都是主教从世界各地捡来的。带你参观房间时，他会不停地告诉你，这块来自约旦的海岸，那块曾是中国长城的一小部分……那天早晨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凛冽东风，在皮卡第13留下了一层薄雪。四月的雪！它轻轻地覆盖在山坡上，就像长长的、被扯破的床单，泥土从下面穿透而出，形成黑色的条纹。这让平日乏善可陈的风景变得引人入胜，就像恶劣天气里的新泽西一样，房屋和栅栏的轮廓清晰可见，村庄因此显得更加立体，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应该很难给人留下印象。每个地方都变成了一幅小小的黑白肖像，定格在时空中。

 

 

我觉得这样的铁道线路需要有点变化。似乎这些山丘和村庄被太多过往的行人看过，以至于被那些目光磨去了光彩。中国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已经对外封闭了如此之久，即便是最普通的塔看上去也是新鲜的，而在遥远的新疆，旅行者还可以和马可•波罗有一样的感受，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外国人去过那里。但在这个人们频繁造访的法国北部，新鲜感已经慢慢被观光客和火车乘客的目光消磨殆尽：繁忙路线附近的大多数风景，都是千篇一律的简单样子，大概不久的将来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看它们了。

旅行团里的人还在相互熟悉。他们也会问我问题：我从哪里来？是做什么的？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要来旅行？我膝盖上是本什么书？打算在巴黎做些什么？是不是第一次去中国？

我叫保罗，没有工作，我闪烁其词，而且波德莱尔14那句诗怎么说来着？一“真正的旅人只是这些人，他们为走而走”，“他们并不管为什么，总是说‘走！’”15此刻我身处亚眠16市郊，这非常适合用来表达我的心情。

对于那些问题，我想跟上次见到的一个男人学学怎么回答，那次在伦敦的晚宴上，他被一个好打听的女人问得七荤八素。

“求求你别问了，”他小声说，“我没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告诉你。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太糟糕了。”

但我没有那样说，因为这是个悲伤的故事。六个月后那个男人自杀了，重复他的话好像不大吉利，而且也是对逝者的不敬。

那位名叫“瞎子鲍勃”的忧郁的老先生，笨拙地掀开旅行包的翻盖，他眼神太差，鼻子都贴到了搭扣上，然后慢慢掏出两卷厕纸。

大家问他带那个干嘛，因为这在欧洲显然派不上用场。

“准备带去中国用。”他回答。

我决定不告诉他，其实李约瑟17教授已经向我们证明厕纸是中国人发明的。早在十四世纪时，他们就在为皇家制造带香味的厕纸（大概七八厘米见方），而其他人如厕时，手边的任何纸张都可以拿来用。但那时候有些中国人已经懂得何为何不为。早在六世纪时，一位叫颜之推18的学者就写过：

 

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阿什利•雷尔夫说道：“他竟然要把厕所用的卷纸带到中国去！”卡思卡特先生说：“我觉得中国人听说过厕纸吧。”“他们当然听说过，很多人都听说过。但那里有没有呢，这倒是个问题。我打赌西伯利亚快车上肯定没有，那么你们觉得去蒙古的车上会有多少，嗯？”

现在没人再取笑他了。想到整个穿越亚洲的旅途可能都没有厕纸用，每个人都开始若有所思。鲍勃讲完话以后，整节车厢都弥漫着一股反省的味道。

抵达巴黎后，我们被一辆巴士接到了酒店。酒店位于第十四区，离某地铁终点站不远，它所处的区域和芝加哥或南波士顿的郊区并没什么两样。那里主要是战后建造的公寓楼，墙面本是亮堂的浅色，现在却变得灰乎乎的。这样的公寓太多了，而且楼与楼靠得太近，大家不禁问道：“这是巴黎吗？这是法国吗？埃菲尔铁塔呢？”巴黎市中心就像是被精心保护着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郊区却简陋而令人生厌。圣雅克地铁站附近那些冷冰冰的道路和高悬的窗户，似乎都是专为鼓励别人自杀而修建的。

有人告诉我（“这真有趣！”）萨缪尔•贝克特19曾经就住在这里的某栋公寓，并且在这生活过好几年。他那些怀疑我们的存在意义、道尽人生疾苦的故事和剧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心想：怪不得！他们说他早上经常来我们住的这个圣雅克酒店喝咖啡。这个酒店挺新的，里面很干净，就像美国机场外边那些僻静的旅馆一样，人们住进来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贝克特来这真是为了消遣？我穿街走巷，我潜伏在咖啡店，我祈祷着他的出现；然而，我什么也没看见。尽管如此，我仍然是有收获的。当人们从书里看到“萨缪尔•贝克特在巴黎经历过一段流亡岁月”，他们并不知道他所住的是位于32号大楼五层的一间狭小公寓，那是一栋很高的灰色建筑，里面的住户每天边看电视边等待着“戈多”。从那里要坐17站地铁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到左岸，还有那些博物馆。

我们去了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20，那里专门展出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我跟在人群后面慢慢地走，边听边欣赏那些画作。

在一间挂满西斯莱21作品的展厅里，理查德•卡思卡特说：“没有一幅是我喜欢的。”

我们经过了莫奈的《鲁昂大教堂》系列，他在画中将蓝色、紫色和玫瑰色调和在一起。

“我并不介意在家里放几幅这样的画。”维特里克夫人说道，格尼夫人也表示赞同，说要不是可能被抓起来，他们还想把这些画运回塔斯马尼亚！

在卢梭22画的《马背上的战争》前，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嘿，我喜欢这些。这些很好看，更像美国画家的作品。”

在梵高展厅，一个摇摇晃晃跟在父母身后的小朋友问：“他为什么会发疯？”

一小群人挤在一起看莫奈的《威尼斯大运河》。布格•温克尔边看边说：“那是大运河，那是圣马可教堂，叹息桥在那里，沿着运河往下就是。看，那个旅馆我们住过呢，不过那时候它肯定还不是旅馆。那条路我们走过，那是我们吃意大利面的餐馆，那是我买明信片的地方。”

天下雨了，后来下起了雪，这场雪让所有的行人和车辆都安静下来。某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去柏林了。

 

* * *

那天清晨的巴黎潮湿而阴暗，马路清洁工和送奶工人在路灯下做着和往常一样的工作，当黎明刚刚点亮屋檐和烟囱管上方的天空，我们缓缓驶出了巴黎东站。我以为离开圣雅克街道后就再也见不到郊区的景象了，没想到却越来越多，并且更加阴沉可怕。团里的人们用脸贴着车窗，一个个都是震惊和幻灭的模样。这不是浪子们享乐的巴黎，甚至连克利夫兰23都不如。美国人全都注视着窗外。我们难以适应眼前的情景。美国人开发郊区的方式过于急促和廉价，导致它们难以经久不衰。我们料想到了那里的房屋会不断地倾斜和坍塌，然后被拆掉重建；而我们建设郊区的目的，也并不是要让它们永远屹立不倒，郊区的房屋寿命不会很长，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临时性的。但在法国的郊区，一座座别墅、一排排房屋和一幢幢公寓都坚固得很，而且它们实在太难看了。最可怕的一点在于，看样子它们好像要永远都不会倒掉。伦敦市郊的情况也一样：那么古老的房子，怎么可以看上去那么丑？

“那里曾经是战场，”我们跨越边境进入比利时的时候，莫里斯这样告诉我们。从穿越英吉利海峡时起，他就一直在讲战争的故事，“我有些兄弟就是在那牺牲的。”

他一直傻笑着望向窗外，那里尽是光秃秃的树木——那些年轻的白杨树就像是立起来的铁轨岔道和马鞭一样，还有灰乎乎的积雪和被河水染得漆黑的浮沫。

我还在读辛克莱•刘易斯，在书上的留白处胡乱做些笔记。

“在做笔记？”维特里克夫人问道。

我说不是。

“那么是写日记？”

我说也不是。

我讨厌被人观察。旅行的一大乐趣就在于你可以让自己默默无闻。我并没有意识到在旅行团里每个人都很显眼，而一直沉默的那个人就成了大家的威胁。我决定用那种看上去像档案卡的明信片来做笔记，那上面有大片的空白。

那个光头姑娘威尔玛对我说：“我很多年没见过别人用这种明信片了。”

我告诉她，我要把这些卡片寄回家，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这样她接下来就可以打听我家在哪里。

“我教点书。”我告诉威尔玛。

根据我目前的判断，这个团里应该没有喜欢读书的人，不会有人在午饭后硬拉着我滔滔不绝地谈美国小说，或者被我细致入微的观察吓坏。我喜欢说自己是老师。我喜欢他们用那种方式一边打量我一边想：可怜的家伙，他好像话不是很多，那么还是让他自个儿待着吧。

要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做个安静又谦逊的人，对我来说相当困难。这些人似乎都不是读书人，这很好，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认识我了。但并不是说因此就可以什么都和他们说，即使是一丁点儿信息也不行。我告诉了威尔玛我刚好住在伦敦，然后不一会儿理查德•卡思卡特就走过来跟我说话：“我听说你住在伦敦……”

在那慕尔24，巴德•维特里克跟我说比利时比美国难看多了，我表示同意，说这里的确不忍直视，他说：“你说得对，保罗！”

等等，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的名字？

午饭时，餐车上只有威尔玛旁边的座位是空着的。好像一开始大家都在躲着她，但自从我坐她旁边后，大家也都开始躲着我。她告诉我，她以前在伦敦的某个地方卖玩具，后来被解雇了。她还抱怨说新西兰人对于她移民这件事小题大做，但她还是要去那儿，也许永远都不走了。她说她喜欢挑战。

我们的车刚刚在列日25停下，我用笔把这个记下来。我觉得以后要多查一些与这座城市有关的资料，然后就可以这样写：

 

我们路过列日，这里的蕾丝和香肠都很有名，它是乔治•西默农26的出生地……

 

 

威尔玛说：“你怎么老是在写东西。”

“没有，没有啊。”我回答得有点急，此时我心想：别再看我了！

午饭后我打了会儿盹，然后被莫里斯的声音吵醒，他喊着：“嘿，基克，亚琛到了！”然后这两个男人就站在了过道上，将别人的路挡住。

车上的德国人明显被这两个大嗓门的美国人给惹恼了，他们一定很想把这两人丢出去。德国人好像不大能听懂莫里斯那种带鼻音的大声独白，他说他在二战期间曾参加过那场历时三周的亚琛战役27。这老泼猴儿竟然还是个解放者！现在他回到这里，被所有能听见他声音的人嫌弃，看来是罪有应得。

在科隆我注意到团里来了四个新人。他们是法国人，三女一男，一直待在一起。除了彼此交谈外，几乎整个旅途他们都没有和别人说话。他们老是争吵，但没人知道原因。大约一个月后，我在蒙古南部看见其中一个法国女人独自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那时我们刚吃过一顿冰冷的土豆和肥羊肉，简直令人作呕。

我微笑着，用友善的语气问她：“这顿饭太难吃了是不是？”

“旅行的时候我根本不在乎吃什么，”这个女人答道，“当然，在巴黎的时候我对吃的要求很高，要最好的才行。”

那就是她对我说过的所有的话。

即便此刻在德国，我也可以看出那四个法国人都不是外向型性格。但这也没什么不好。我也一直都沉默寡言，不被各种问题骚扰的感觉很不错。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了。我们路过伍珀塔尔28，这是座在山坡上堆起来的城市，到处是陡峭丑陋的住宅。接下来是翁纳，那里有许多矿渣堆。再走远一点就到了哈姆和居特斯洛，那就像是德国人成功地把整个印第安纳州缩小后放在这里的。雨水把比勒费尔德弄得阴沉沉的，我祈祷着夜幕降临，让它用简单的黑色把这样的景象全都掩盖。经济的繁荣使德国变得面目全非，整个国家被工业文明荼毒得萎靡不振。在明斯特行政区灰褐色的天空下，坐落着杜普•莱恩（Droop & Rein）和恩德勒•科姆普夫（Endler & Kumpf）这样的工r，那都是些令人绝望的名字。德国的这个地区完全没有树木，真是绝无仅有的凄凉。德国人是支持种树的，但有一半树木已经被酸雨毁掉，剩下的一半则遭到砍伐；它们已经被各式工厂的烟囱所取代。

那天早些时候，团里的人都像医院的病人一样在聊天。这趟旅行让他们既害怕又疲惫。他们不时打打盹，醒着的时候就问彼此问题。你睡得好吗？饭菜怎么样？晚餐是几点？他们已经开始互通肠道消化和排便情况了。他们相互汇报着自己的感受，是疲劳还是饥饿。

我密切留意着有意思的变化——开始尖叫的女人，胡子刮到一半就停下的男人，或者正在穿运动服的什么人。

我们在黑尔姆斯特29跨越边界到了东德30。火车在两排用带刺铁丝网做成的栅栏间穿行，车道和高速公路的宽度差不多。每隔几百码就有一个瞭望塔，可以望见那里明亮的灯光，还有士兵站岗放哨的身影。

过了边界，有一片战后才长起来的树林，树木还都很纤细，放眼望去林子里全是积雪和泥土，这便是此处的春光。在这看到的城市似乎远比西德那些要沉闷，但乡村却明显更加原始，树也更多，农场簇集在一起，道路上照明条件很糟。这里见不到很多人，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那样子确实很像农民。

我们在黑暗中抵达动物园火车站。（有人善意提醒道：“请看管好自己的包袋，这里到处是瘾君子。”）窗外灯火闪烁，车水马龙，团里的一些人因此觉得柏林是一座浪漫而生机勃勃的城市——他们将这里视为此行中最后一块文明之地。再往前走就是波兰，然后是苏联，最后是蒙古。柏林城里不仅充斥着欢乐和情欲，那里还有很多的书店和胖子。看上去它比美国富裕。

然而柏林对我来说就像个怪物，我不觉得它有什么有趣的。它是个奇怪的样本，是大都市精神分裂的特例，以至于它的狂妄和伪善都那么引人入胜。但它也是蠢货的天堂，很难想象有人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后仍然神智健全。这是座古老的城市，它本身已经存在了700年；但在纳粹的统治下它分崩瓦解，由城市变成一种象征，然后演化成一个概念，经过“二战”后的反思，最终沦为谬论。现在柏林仍然是个很糟糕的概念，并且越来越糟。任何理智的人都会把它当作愚昧、任性和顽固不化的永恒例证。如果它不是那么可悲的，那起码是可笑的，因为纳撒尼尔•韦斯特31说过，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荒谬更让人悲伤。

赫尔穆特•弗里林豪斯是杜塞尔多夫32人，他自己也是来柏林旅游的。他问我：“你想去柏林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看吗？”

我表示想去。

他带我去了“西百”，一家巨型百货商场，全名是西部百货公司（Kaufhaus des Westens），但人们通常只叫它的缩写。他想让我看的是美食楼层，尤其是那些售卖精美昂贵食物的小摊和店铺。

“这可是新东西，”赫尔穆特说，“美食文化，人们简直对它着了魔。看见了吗？200种奶酪、40种咖啡、28种规格的香肠，这里既有素食，也有给养生狂人准备的健康食品，还有一家店专门卖鱼籽。”

那些美食精品店出售的都是虚有其表的食物，还有难以消化的稀奇玩意儿，所有商品都漂亮地陈列着，它们的包装炫彩夺目。甜点和果汁各色各样，光面包就有多达90种，盒装茶叶占据了一整面墙，意面的形状也应有尽有。乍看之下，那根本就不像吃的东西，而是像摆放得如同昂贵服装一般的专卖商品。如果有种东西可以称之为“设计师食品”，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看见了状如阳物的顶级大芦笋，每根上面都有标签，每磅价格约合12.5英镑。

在肉类专区，我对那种惊悚的氛围产生了兴趣。肉摊一个连着一个，全都摆满了大小块头的肉，那些光泽红润的鲜肉，都是被一刀刀小心翼翼地割下来的：有大腿肉、肩胛肉和后臀肉，也有蹄子和肘子，舌头被整齐地摆在架子上，心脏一律被放进盒子里，他们给胸脯肉扣上纸帽子，给猪头戴上褶皱的荷叶领。大部分肉类都是经过了这样的装饰，有点像戏剧中的扮相，这样一来屠宰或杀戮永远都会是你最后才想到的事。

来这里饱眼福的人要比真正掏腰包的人多，这是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人们盯着某样食品，明明垂涎欲滴，却还要继续往前走（我听见有人说：“沃尔夫冈，快看那些鱼脸肉！”），食品被用来诱惑和挑逗顾客，搞得他们目不转睛、饥渴难耐，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最具现代性的情色描写，那些肉类尤其如此。

“有意思吗？”赫尔穆特问，“看到了这些，你就了解柏林了。”

我们正打算从“西百”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份德国报纸的号外，上面说美国飞机轰炸了利比亚。此前柏林有一家舞厅被炸，据说是利比亚恐怖分子干的，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消息传得很快，德国年轻人已经开始聚集在欧洲中心附近准备游行抗议了，大概有三十辆警车停在选帝侯大街33旁边。警察们正从车上卸下运来的铁栅栏，将它们堆放在路边。

赫尔穆特对我说：“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我们与美国人有多么不同。”

他言语间有些苦涩，于是我决定不去提醒他德国过去那些恐怖无比的行径。

“我认为我们轰炸利比亚，是因为自从人质危机34以后，我们就一直强烈渴望轰炸中东的某个地方，”我说，“最近几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伊朗那样羞辱我们，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平复心情。我觉得一般的美国人可能分不清伊朗和利比亚，那里的人都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危险的狂热分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区分他们呢？”

“美国人也是那样看我们的吧。”赫尔穆特说。

“也不完全是。”我心想，如果他跟我提“二战”的话，我就说是你们先发动战争的。但是他没有。他说他觉得柏林非常奇怪而且守旧，这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失业率也很高。他表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杜塞尔多夫。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用来采购食品，买了薄荷茶、雪利酒、巧克力和抗生素。第二天我们就到华沙了，这些东西在那可能买不到。游行在傍晚时分开始，约八千名年轻人高喊着反美口号，朝着选帝侯大街后面的美国文化中心，也就是“美国之家”行进。有流言说他们要放火烧掉那里。但大量手持防暴盾牌和催泪瓦斯的警察集结在那栋楼前，铁栅栏将他们和游行的人群隔开。暴动者乱扔石头，砸破美产汽车的窗户，还跟在身后追赶任何看上去像美国人的游客。

我错过了这场暴动，当时我正在位于俾斯麦大街35的德意志歌剧院里看《唐•乔望尼》36。此前我回到旅馆，但听到旅行团里的人正在为利比亚轰炸事件争辩时就立马离开了，我听见基克说：“那些混蛋的阿拉伯人是自作自受。”要一直听他们说这些吗？我问自己。似乎去听听莫扎特更好点。

我一个人去了剧院，然后发现旁边的座位没有人，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这样就可以独占整个扶手，靠在上面好好地欣赏这部优秀歌剧。但幕间休息之后，那个位置来了个年轻女孩，而且好几次在唐•乔望尼夸夸其谈或者唐纳•安娜唱歌的时候，她都在黑暗中盯着我的脸看。

“我见过你吗？”演出结束时她问我。

我说没有吧。

“我觉得见过。是在哪里呢？”

我察觉到了些什么，但没有说话。直到那之前我还在得意洋洋，因为团里的人丝毫没有发现我是个作家，而且还写了好几本关于火车旅行的书。我觉得他们如果知道真相，要么会变得拘谨，要么就会拉着我胡搅蛮缠。（肯定有人会跑来跟我讲：“老兄，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我对团里的一些人说我从事出版工作，对另一些人说我是个老师。我几乎从不参与他们的谈话，就在旁边听着，笑着，然后做做记录。当基克蛮横无理的时候，我眨了眨眼睛溜走了。我会赶在午饭结束之前，在大家还没有开始谈论自己时，就起身离开。我就是那个总是在人群中悄悄走开的人，一个大家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那个一直拿着书看，让你们不想去打扰的人。我就是那个沉默、笨拙、无趣，穿着老旧的防水风衣，站在月台上胡乱吹着口哨的人。我对你们说的一切都表示赞同。你们几乎不认识我——实际上，只有在火车上看到我的时候，你们才想起来，原来我也踉你们一起在旅行，而即使这个时候，我也仍然很不起眼，看起来神经兮兮的，只是无害地在那里涂涂写写。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那女孩说，“没有吗？”

“也许见过吧。”我说，然后告诉了她我的名字。

“太不可思议了，”她说，“我姐姐肯定不会相信的，你所有的书她都读过。”

这个女孩名叫蕾切尔•蒂克勒，我告诉她我正在去蒙古的路上，然后会去中国，是的，我打算就此写点新东西，我告诉她刚从伦敦过来，说完这些我觉得很解脱。“那你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哦，是的，我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卡纳维拉尔角度过，那是个奇妙的地方。美国的生活和现在的旅行完全不同，这一路上我都在埋头做笔记。我什么都和她讲，请她喝茶，跟她聊到深夜，终于可以一吐为快。这样做没有任何风险。蕾切尔•蒂克勒和旅行团里的人不一样，她是个完美的陌生人。

告诉她这些对我来说有很多好处，因为我一直在旅行团中保持神秘，搞得像隐形人一样。我其实不想当一个穿着老旧防水风衣的、笨拙且无趣的人，对每一次谈话都避而远之，这没什么意思。一直保持沉默让我胸口闷痛。我渴望和他们讲关于中东的事情，如果他们给我一点点机会谈旅行的话题，我都会像《老水手行》37中的那个老水手一样攥住他们的手腕，激动地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蕾切尔独自来柏林，是为了研究与石棉危害有关的法律诉讼，这个领域的案件现在越来越多。她是一名来自纽约的律师，正在参加一个保险公司的会议，要阅读各种文件，并对资料进行评估。把一切都告诉她后，我带着更加坚定的决心上床入睡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俩就像一对偷欢的情人，或者说一夜情更为准确。那是一次柔情蜜意的相遇，我渴望诉说，而她善于倾听。第二天早晨五点，我又加入了旅行团，就像回到了许多远房亲戚身边。

 

* * *

我们搭火车到了柏林东站，在那里换乘去华沙的列车，现在我们正徐徐地驶向波兰边境。警察、海关官员、士兵——我根本分不清楚这些人——他们上车来检查我们的护照，要求查看我们的现金，然后在单据上签字。他们的工作真令人费解，而他们脚上穿的旧鞋子看样子也挺可怕。

从火车上看，波兰一片衰败的景象：生机全无的田野，老旧残破的公寓，坑坑洼洼的道路，以及满是灰尘的大型工厂。表面看来，这个国家已步入迟暮之年，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它却拥有我见过的最和善有礼的人民，他们由内而外都散发着温文尔雅的气质，也许这就是历史上波兰不断被蹂蹒和占领的原因吧。

我的列车隔间里，还住着一同出游的祖孙三人：母亲、女儿和外孙。

他们从卡托维兹38来，那个女儿有着白净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迷人的秀发，仿佛一直在提醒我，波兰的年轻姑娘都美丽得无与伦比。

“别去蒙古啦，”埃娃说，“来卡托维兹吧，我带你去看些好玩的东西。”

她母亲翻着白眼说道：“她疯了，别理她。”

小男孩瓦特耶克一脸严肃，不声不响地坐着。有个波兰男人给他一个苹果，他收下了，但没有吃。那是另一回事了。在我看来，波兰人对彼此都非常谦恭友善；德国人在这方面就略逊一筹；而苏联人则完全不是这样。

埃娃说：“我们在芝加哥和新泽西都有亲戚，在洛杉矶也有。要不是他们，我们可能早就饿死了。他们寄钱给我们用，我想去他们那，去美国。或者去巴黎也行，我可以学法语。”

埃娃今年二十八岁，已经离婚两年了。她在一家银行的外汇部门工作。我告诉她我想在华沙贸易银行的账户里取点钱。她给了我非常详细的指导，包括银行的地址和电话。她跟我说这很容易。

当这一家人拿出午餐食用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三明治和水果，于是我打开几瓶阿蒙提拉多雪利酒跟大家一起喝。

“蒙古那么远。”埃娃说道。她接下来的话好像是说给瓦特耶克听的，她说：“他要一路坐火车去蒙古！”“他们曾经来过我们这里，你知道吧——那些蒙古人。”

1241年的莱格尼察战役，发生地点现在离我们大约80英里。我们刚在兹邦申39停下。当时蒙古人完败德国与波兰人的盟军。

“什么人都到这里来，”埃娃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波兰现在一片混乱。”

车窗外，月台上有两个肥胖的白人工人正在给一个铁制长椅涂刷棕色油漆。由于刷得太多，油漆一直凝结成流往下滴，而且在涂刷椅子腿部时他们把油漆弄到了月台上。有几个波兰人不满地看着，但并没有说什么。那些人头上戴着宽边帽，手里拎着塑料公文包。大多数波兰人看上去都体重超重。他们不停地谈论着食物和粮食短缺问题，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食物是胖子之间永恒的话题。他们身上穿的是旧衣服，呼吸中带着面包的酸腐味，住所的墙面坑坑洼洼。

埃娃带着母亲和孩子在波兹南40下车，赶着去换乘开往卡托维兹的列车，但他们留了地址给我。

“到了蒙古给我们寄张明信片吧……”

我们的火车在科宁41延误了。这倒为我提供了便利，因为写字的时候胳膊可以不用摇摇晃晃了。我写道：

 

阴沉沉的四月，波兰，仿佛春天永远都不会到来——树木光秃秃的，枯萎的草地像破布一样，风寒冷地吹着，地面凹凸不平，公寓楼中满是湿答答的衣服，耕作过的田野里没有任何东西发芽，有个男人拉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在犁地，一帮人一起铲着灰，小溪和水沟里都是泥水，地里插着绑了塑料袋的木棍，用来吓唬鸟雀；如此单调乏味……但这就是四月的景象，此时的波兰看上去如此荒凉，连鸭子都无精打采，感觉就像要被淹死了，而鸡群则狂躁不安。再过一个月左右，一切就会不同了：春天将要来临，整个国家将开满鲜花。尽管如此，要是当个波兰人，这命运也还是够悲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