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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畅销书《社会动物》作者戴维•布鲁克斯新作
品格跟思想一样,其实也是一种精英素质;在当下,我们最需要的恰恰是品格的力量。
在崇尚追求成功的大我文化中,品格是一种用来标榜自己的广告吗?善行是一种行为艺术吗?道德是没事找事、自我设限的枷锁吗?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对世界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吗?
在书中,布鲁克斯剖析了几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最鼓舞人心的领导者的品格之路,他们是:罗斯福新政的幕后女英雄弗朗西斯•帕金斯,最杰出的美国总统之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用爱和善行去拯救世界的人间天使多萝西•戴伊,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组织者”乔治•马歇尔,为终结种族歧视奔走一生的斗士菲利普•伦道夫与贝亚德•拉斯廷,用手中的笔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把人生搬至更广阔舞台之上的思想者奥古斯丁,以及一生都在执着寻爱的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
他们需要动用自由意志去做决策,而且他们的决策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恰好不喜欢哪个国家就不让哪个国家进入联盟,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恰好喜欢哪一派理论就按哪派理论制定政策,他们不能因为这么做恰好对自己最有利而不顾整体利益。他们愿意为心中的大事牺牲。
这些精英人物知道自己的条件有多么幸运。他们不敢滥用权力,不敢不为普通人服务,也不敢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他们就如同《易经》中说的那样,“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你必须在通往品格之路上反复打磨,跟自己的本能反应做各种斗争,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
《品格之路》一书主要讨论的是“悼词美德”,目的是向读者指出,几百年来,人们已经开始锤炼自己的道德内核,开辟出一条条品格之路。
针对强调外在成功的“大我”文化,布鲁克斯对我们——也包括他自己——发起了挑战:如何在“简历美德”和“悼词美德”之间再次取得平衡。“简历美德”存在于外部世界,追求的是财富、荣誉和地位,而“悼词美德”存在于我们内心世界的核心位置,追求的是友善、勇敢、诚实和同理心。
作者最后指出:“幸福是我们在追求道德目标和培养高尚品格的过程中意外收获的副产品。不过,它也是一个必然结果。”
作者简介
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美国杰出的作家、评论家,《纽约时报》人气专栏作家。著有畅销书《社会动物》《天堂里的波波族》等。
试读:
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当成“物”?
一些似乎很空泛的道理,由戴维·布鲁克斯讲来,便变得生动和深刻了。他的畅销书《社会动物》如此,他的新作《品格之路》亦如此。原因在于他擅长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深入剖析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动物》一书中,他探索了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逻辑关联;在《品格之路》一书中,他则重点探讨了培养高尚品格的路径。
这并不是一个讨巧的写作主题,很容易流于表面与口号。但布鲁克斯把这样的写作当作一次对人性发出的挑战——既挑战读者,也挑战自己。他设置了一个人生重要的追问:在“简历美德”与“悼词美德”之间,我们该如何跳好这一支平衡之舞?
“简历美德”与“悼词美德”是布鲁克斯的创新名词。他解释道:“简历美德”存在于外部世界,追求的是财富、荣誉和地位;而“悼词美德”存在于我们内心,追求的是友善、勇敢、诚实和同理心。在书中,布鲁克斯通过展现数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卓越的领导者的成长之路,试图向读者揭示,他们是如何感知自身的局限性,如何经历的内心挣扎,如何最终铸造出高尚品格的。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卓越的领导者既包括罗斯福新政的幕后女英雄弗朗西丝·帕金斯,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组织者”乔治·马歇尔,也包括为终结种族歧视奔走一生的斗士菲利普·伦道夫与贝亚德·拉斯廷,用手中的笔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把人生搬至更广阔舞台之上的思想者奥古斯丁,以及一生都在执着寻爱的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
这种“简历美德”与“悼词美德”的说法,十分形象,又颇贴合当下的社会现实。简历,从前常常是薄薄一页,如今据说就连孩子幼升小,拿出的简历也抵得过半本书的厚度了。一份精美的简历,笼罩着“美德”的光辉,是一个人的引以为豪,一个人的人生关注,可换来名校的入学资格,可换来就业、晋升的机会。而布鲁克斯的“悼词美德”一说,像极了我们的那句老话——“盖棺论定”。在从前,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自带一股凛冽的气势,往往让人正襟危坐,暗自掂量。害怕自己“盖棺”后被定下不好的“论”,常常是从前的人为人行事不可逾越的规矩,很多事情没有明文规定,但公道自在人心。人们在意这份公道。
但当下,随着简历越来越厚,“悼词美德”却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现代人眼里,“悼词”既然不能被自己听见,也就可以忽略了。受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谁都会说:品重于行,简历上印着的,不过技艺而已,“盖棺论定”的,才是一个人应该珍视与在意的。但每到填写简历时,擅长技能、所获奖项等栏目,空白处甚多,人们也总是填得不亦乐乎,常常觉得空白处还不够多。而到了品德描述一栏,绞尽脑汁,也只是写下泛泛如“善良”“尽责”“乐于助人”等词,单薄得很。
嘴上说重视,行动上未必真重视。这样的自相矛盾,这样的不能自圆其说,国人如此,读布鲁克斯的书,方知美国人亦如此。然而,细想起来,在简历上写下这一项项金光闪闪的技能、奖项、头衔,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既袒露又包装自己,面向职场,亮出野心,像盖茨比对着黛西家的绿灯伸出渴望的双手一样,我们带着渴望向着什么伸出了双手?
答案可以有很多,但我想大抵脱不了“成功”二字。虽然这“成功”可以冠以“价值体现”“成就感”等优美词汇——当然,追求成功的人生不可谓不正当——但可惜的是,当下国人对成功的理解是相当狭隘的,在剥离了所有外在的东西之后,我相信,留下的只是显赫的地位和丰富的物质。我的这个理解,大抵是不错的,我有这个自信。
以这样“无情”的视角来看,“简历美德”和一张商品广告纸便相差不远了。“简历美德”的背后,无非是一种贩卖,贩卖的正是我们自己;它遵循的是实用主义逻辑,这是经济学奉行的逻辑——投入,产出,计算收益率。
这样的逻辑背后,人在哪里?
近日,与一位老友聊天。他说自己小时候喜欢打篮球,每次运动之后身体畅快淋漓,并把这种满足和快乐与父亲分享。父亲用充满期待的眼光看着他说:“打篮球是个很好的爱好,不过,现在会打篮球的人太多了,这样你就显不出来了,网球不错……”听完这句话,老友说他感觉身体里流动的能量一下子堵在了心口,愤怒却又无从发泄。
时至今日,老友也已两鬓有白,但这份无声的愤怒竟还未散去,反而郁结在胸。我能理解老友的心情,在老友父亲的价值体系和话语系统中,运动不是为了获得快乐,而是在简历上增加一项特长。但我想对老友说的是:你若是现在的娃儿,这点儿打击实在不算事儿。
在属于老友与我的年代,很多事情尚未发展到夸张、变形的程度。但当下,越来越多的父母把孩子看成是实现自身人生目标的“物”,一方面是中国式的育儿焦虑弥漫整个社会,另一方面是父母与孩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一切,源于关系的错位。
哲学家马丁·布伯说,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当我放下预期和目的,以我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或事物建立关系时,我就会与这个存在的全部本真相遇。这种没有任何预期和目的的关系,即“我与你”的关系。
运动的体验、满足和快乐,这些都彰显了一个生命的存在,而运动带来的功能价值,则是我们头脑里总结出来的“它”。“它”并非不能存在,但“它”是否已经过度膨胀,以致遮盖了“我与你”?
看不到孩子的存在,源于父母在潜意识中亦没有看到自己的存在。在他们视孩子为“物”之前,他们先把自己视为了“物”。他们写下满纸的“简历美德”,希冀在市场上把自己“卖”出一个好价格,却不懂得“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
钱理群曾批判,我们的教育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独有偶,曾在耶鲁教了10年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出了一本书,书名叫“优秀的绵羊”。这个被“赠予”常春藤名校高才生的雅号,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听多少。
布鲁克斯在书中对西方的传统美德致以崇高的敬意,而中国的士人也向有传统的风骨与节操。风骨看不见、摸不着,却着实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风范,以之要求自己,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便是节操的问题了。
历史上有关士人风骨与节操的故事很多,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充满了士人被打磨的事实。但这些打磨,,似乎无改于中国士人大体上的传统作风,传统士人大都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艰难前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所以忧国忧民,是因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这样的传统直至“五四”,再至后来的一段时间,都未曾断过。但现在的大学生,或因从未有过的激烈竞争,很多人根本不会花时间去管学习以外的事。除了拿经验值走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打算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他们是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教育培育出来的习惯性成功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害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没有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必然将个人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在物化的关系中,生命的底色是恐惧,恐惧“简历美德”还不够厚重、不够炫目。但当下又有多少有着厚重、炫目简历的人,做出了“野蛮”的行为?所谓高学历的野蛮人,不说比比皆是,却也不少见。
一个人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怎样的人?这不仅是一个人的自我追问,也是一个时代的叩问。
伊曼纽尔·康德曾言:“人性这根曲木,决然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在布鲁克斯看来,高尚品格的锻造之路,始于谦逊,始于人对自身缺点有深刻和理性的认识,正因为认识到人性存有天然的缺陷,才知道品格之路也是抗争之路——与自己天性中的局限性抗争。
但我想,首先我们得把自己当“人”,把自己的孩子当“人”,把身边的人当“人”,把人当“人”。物化的关系,孕育不出“悼词美德”的高尚,最终也难获幸福。正如布鲁克斯在文末所指出的:“幸福是我们在追求道德目标和培养高尚品格的过程中意外收获的副产品。不过,它也是一个必然结果。”
徐锦江
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