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她本人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是Franz Boas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简介:
目录:
章 任务——研究日本 00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019
第三章 各得其所 039
第四章 明治维新 065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 083
第六章 报恩之万一 099
第七章 难承受的情理 117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29
第九章 人的感官世界 157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173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201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223
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261
试读:
在美国人眼里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过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为古怪的。在其他任何战争中,美国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主要对手的一些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如同1905年那场与俄国人之间的战争,我们同样与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但是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国家战斗。很显然,日本人并不具备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我们必须认识到太平洋战争不仅是一系列海岛登陆战,不仅是一场艰难的后勤服务战,为了对付日本,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行事方式。
困难超乎想象。自从日本放弃闭关锁国,开放门户七十五年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之类的词语被用于描述日本人,这是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一位严谨的评论家论及日本人之外的其他族裔,他不会说他们空前的礼貌,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蛮横、骄傲自大。”当他说到他们在行为上无比刻板时,他不会补充:“但是他们很容易接受激烈的革新。”当他认为他们温驯时,他不会过多解释他们并不容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不会既说他们高贵宽厚,又声明他们粗鲁、睚眦必报;也不会既说他们勇敢异常,又细述他们的怯懦、不坚定;也不会既说他们不介意别人的意见、自行其是,又说他们极具是非心;也不会既说他们的军队中有着机器人般铁的纪律,又描述军队中的士兵是如何不服从管教;也不会既说他们热心于西方学识,又强调他们的保守。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述该民族是如何爱美,如何给予演员、艺术家以及培育菊花的艺术以崇高评价,又写一本书来说明这个民族是如何醉心于刀剑文化和武士的至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千真万确,而且是有关日本论著的基础,菊与刀都是这幅图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非常温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热心于新鲜事物。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过失一无所知时,他们心里会充满了罪恶感。他们的士兵受到了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既然美国意识到了解日本人的重要性,那么上述尖锐的矛盾及其他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都不能置之不理。严重的事态接踵而至,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进攻日本,日本有无可能投降,我们应该轰炸皇宫吗?我们该如何处置日本战犯,在我们的宣传资料中,我们该如何劝说日本军队、日本国民以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又该如何教化那些一意顽抗到底的日本人,当和平到来之时,日本还需要永远的军事管制来维持秩序吗?我们的军队有必要为了打击那些隐匿在日本深山老林中的疯狂抵抗分子而备战吗?世界和平降临之前,有必要效仿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在日本也掀起一场大革命吗?由谁来领导呢?彻底消灭日本也是选择之一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被委任做日本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所有技术去解读日本人的真实面目。初夏,我国对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刚刚拉开序幕,美国人大多认为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日本方面则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一百年,在他们看来,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本土甚远,故而美国只能取得局部胜利。他们的官方公报从未承认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6月以后,战局开始转变。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司令部两年半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宣告了日本的彻底失败。从那时起,我们的士兵便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通过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的战役,我们清楚认识到了与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
因此1944年6月,弄清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一系列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疑问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那是出自决策的要求,还是出自在日本前线散布宣传册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在这样一场对日本的全力以赴的战争中,我们要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在军事上的意图和目标,不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是军事、经济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必须清楚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那里指望什么。我们必须努力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上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了解这些行为和观念背后的约束力。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前提放到一边,避免轻易得出结论,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日本人又会怎样做。
我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日本在交战中,虽说战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敌对国非常容易,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然而这件事还是必须得做。问题是日本人是如何行动的,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会怎么做。我必须设法用日本人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不利条件看待。我必须观察他们引导战争的方式,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与和平中一样,日本人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鞭策战争精神、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我们两国交战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极大的弊端。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查。我不能去日本,住在当地观察日常生活的各种习气,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也无法看到他们在做出一个决定时的复杂心态,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是如何成长的。另一个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关于日本乡村的学术研究专著——《须惠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1944年我们面对的关于日本的许多问题在该书写作中都没有提及。